二十一、他們振臂揮舞，是偉大舵手(1)

有學生問我平生最痛恨什麼人，我說我最痛恨道學家。這種人最虛偽。我親眼見過幾個道學家，他們平時對一個女孩子非常好，他們就這個女孩子幾乎周周都要聚在一起喝茶。但是，當這個女孩子生活上出現了一點兒問題，需要他們出來打個招呼，做些解釋的時候，他們一個個都拒而遠之，他們都跑得無影無蹤。這就是道學家。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道學面貌，會不惜犧牲別人，要知道這些人連起碼的朋友之誼都不顧，他們還有什麼地方值得信賴呢。大多數道學家是用貶低和抨擊別人的道德來證明自己的。他們之所以被認為是道德高尚的道學家，大多數時候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正面的高尚舉動，而是因為他們時常抨擊那些所謂的道德敗壞行為和道德敗壞分子，他們從痛斥別人中獲得名聲，因而常常對別人越發的苛酷，必要的時候他們是不憚於在別人的傷口上撒把鹽的。但是，有些讀了很多書的所謂知識分子似乎並不明白這個道理。一位朋友跟我談電影《甲方乙方》。他舉了幾個例子，講到美國國旗是非常神聖的，巴頓將軍，《列寧在一九一八》是非常神聖的，烈士們是非常神聖的，南京因為曾經是中國的首都也是非常神聖的，所以電影《甲方乙方》就不應該拿這些神聖的事物來幽默，《甲方乙方》這樣做完全是毒害那些不明事理的青年人。可是，我問他，難道“神聖的事物”就不能拿來做幽默的材料嗎？事實上，這位先生可能不知道，美國人對國旗的態度是莊重的，但是當要通過法令，宣佈焚燒國旗是非法的時候，美國人就站起來反對了。人可以自願地尊崇一個事物，但是不能被迫地尊崇一個事物。在這位朋友看來，俗人把聖人當菩薩供着才是正理，俗人是沒有權利拿聖人來幽一默的。所以，那個電影中那個胖子書商只該在他的書店裏賣書，是絕不應該有他的幻想的，至於幻想做什麼巴頓將軍就更是大逆不道了。其實一般情況下聖人都是很隨和的，聖人也是不忌諱拿自己來幽默一下的。例如，**，他就在接見外賓的時候用“去見馬克思”來對自己的年老幽默一回。據說在場的人都會心地笑了，沒有聽說有人因此而嘲笑主席，相反大家從這個幽默中感到了主席的人格分量。這樣的例子不枚勝舉，“聖人”是不忌諱拿自己來幽默一回的，怕就怕在我們中的某些人自認為“卑人”，對着聖人鞠躬哈腰，在聖人面前連頭也不敢抬一下，他把腦袋都給了聖人，然後自己做了沒有腦袋的尾巴。他把自己的權利交給了聖人，其中甚至也包括笑的權利。現在，我們終於趕上了好時候，“卑人”也可以笑一笑了，可是有的人就是對“卑人”的笑看不過眼，好像“卑人”一笑，天下就大亂了，在他們的眼裏人們一提到聖人（其中包括美國的聖人，如巴頓）的名字“卑人”就應該沉靜肅穆默哀，一提到攻佔南京“卑人”就應該咬牙切齒兩眼含淚如喪考女比才行。這就是某些知識分子的德行。他們害怕大眾的笑聲，他們希望大眾和他們一樣成天愁眉苦臉。這就是中國的精英。他們將大眾放在了精神的低點上，自認自己為大眾導師，這種所謂的啟蒙主義態度和20世紀50至70年代的蒙昧主義政治態度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其實是一致的，蒙昧時代的政治是叫大眾不要思考，而市場時代的精英是叫大眾不要歡笑。反正，大眾除了應當受苦，在苦行中實踐他們的道德，為某個偉大理想而奮鬥以外，就不應該有什麼其他想法了。用這樣的態度來對待大眾實在不應當是一個知識分子所應持的立場。一個政治家、一個軍事家他這樣做，他將大眾的生命當成實現政治報復和軍事目標的工具或許還可以理解，但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應當如此。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中國知識分子是最缺乏人文關懷的。《作家》1999年第6期上看到這樣一首詩，題目叫做《人體盾牌》。盾被發明出來/本來是為了保護人體的//而人類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體/組成盾牌/保護那條河上惟一剩下的橋樑//那是為了已經鄰近的下個世紀/正義和良心/有路可走//我為這位詩人感到羞辱。一個詩人，一個知識分子，他應當是為人類生命而歌唱的，他應當認識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現在，他在歌唱人體盾牌。他想都沒有想，就將人體的價值看成是低於橋樑的，身體必須為橋樑的存在付出代價，而不是相反。他忘記了一個常識性的邏輯，橋樑的存在是為了讓人體輕鬆，不必為了過一條河而繞路或者泅水，他不知道，橋樑毀掉可以依靠人體來建造，而人體毀掉了，卻不可以通過橋樑來重建，他只是知道，橋樑的存在對於人類是必須的，因而它的價值就高於人體。這是多麼荒謬的邏輯。一個國家（作為一種統治形式）不關注這個國家裏的人民的生命的權利，卻鼓勵人民用他們的身體去保護物，它把自己的人民當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它讓自己的人民拿身體去換一座橋樑、一門大炮或者一輛汽車……，它的存在的合法性我看非常值得懷疑。它沒有將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而是相反，將這個國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它寧可要一個物，也不願意要一個人，它讓人為了物而存在，它對這個國家的人民還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國家只有它保護人民的生命並且努力使人民生活得更自由更美好的時候才有理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