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政策區別

克里與布殊不但在個性上有很大差異，他們各自的政策偏好也極為不同。

克里的投票記錄大多是

“是……，但是……”或

“不是……，但是……”，主要是前者，即他經常在投贊成票的同時附加修正案或有所保留。

他曾對民權、社會保障、肯定性行動、教育、民權等問題感興趣：1998年他關於教育的觀點是——美國的教育體制是官僚體制，停滯不前，總有一天會

“自爆”，建議取消終身教職，改革教師認證（資格）程序；1992年他說肯定性行動曾產生許多積極成果，但今天該認識到為它而付出的代價；他有一次還說，民權運動是

“善惡的巨大搏鬥”，但現在

“民權運動的角斗場被律師所控制，決定勝負的規則既不為大多數美國人所理解，又不為他們所同情”。

他爭辯說，肯定性行動

“已經使美國按種族來思考問題”，它有助於培養一種

“依賴文化”。此外，“存在一種實際上會導致種族主義的反向歧視的現實”。

對於犯罪和貧窮問題：他描繪了犯罪多發街區

“不僅是被貧窮所統治，而且也被野蠻所統治”，犯罪率居高不下是

“改善黑人與白人關係的最致命的毒藥”。他提出的問題是，如何使黑人的孩子17歲以前生活在雙親家庭中的比率從6%升至50%。

他的觀點有時有些保守，如

“我們在1992年必須自問，社會分裂難道僅僅是價值觀惡化的一種表現？我們必須問，這是否是我們國家心理變化的一種結果？就像有人爭辯說它源自60年代的自由放任，即從依靠自我變為沉迷和依賴政府，從關心別人變為以自我為中心（自我沉迷），從公共責任變為公共放棄和混亂。”在社會保障問題上，他曾說社會保障不能支持下去，他呼籲進行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齡。

在反毒品問題上：他爭辯說，美國應當向國際犯罪卡特爾組織宣戰，如考慮射擊被懷疑為販毒的飛機，他還說，汽油稅應當每加侖多收5角錢。

克里的特點是在幾個月內或幾年內研究一些棘手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但與布殊相比，他的缺點是他不能堅持不懈。

他的不少觀點在自由民主黨人內部都屬於異端，但投票時他在大多數情況下為了不得罪基礎選民，總是跟着主流走（如愛德華?

甘迺迪）。在貿易問題上，克里一向是支持自由貿易（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PNTR），但迫於失業問題嚴重，愛德華茲的平民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容易引起基礎選民的共鳴，克里也採取

“拿來主義”的方式，通過擴散對印度人在地球另一面的房間裏為美國股東服務的恐懼來爭取選票。

克里近來對中國的攻擊也很嚴厲，聲稱如果中國不調整人民幣匯率，“他們會嘗到我們貿易法的全部厲害”。

克里只是從預選到民主黨代表大會這一段是保護主義者，在其他時間他會是自由貿易支持者。

在貿易問題上，克里不得不走

“鋼絲”——在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自由主義之間找到平衡點。他可能會譴責就業機會的流失、貿易逆差的增大，可能會建議為美國的進口產品設置障礙，提高門檻（如尋求更強硬的勞工和環保標準），但不會完全阻礙貿易往來，也就是說他在貿易保護主義方面不會走得太遠。

自由貿易在政治上的存活取決於它能在國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或強大的社會保障網。

槍支管制、同性戀、墮胎問題最容易引起爭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立場涇渭分明。

在2000年大選中，全國步槍協會成功地將戈爾定義為反對槍支者，說

“他要把你的槍拿走”，這使戈爾輸掉了西弗吉尼亞和家鄉州田納西，這兩州的人喜歡狩獵。

據

“槍支安全的美國人”（親民主黨的）的調查，47%的家庭、54%的工會家庭——民主黨的核心選民——擁有槍支，因此建議克里在槍支管制這一議題上採取溫和的中間立場：禁止攻擊性武器和背景調查是好的，但手槍登記就不好（戈爾在上次預選中曾主張對手槍擁有者登記和發證）。

有鑒於此，克里在槍支議題上的立場是，“我相信持槍權”，但我也相信我們的權利要考慮到基本的常識責任。

在同性戀婚姻議題上，他的觀點是：我認為婚姻是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結合，但重要的是我們要承認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

他將種族主義與反同性戀犯罪聯繫在一起。在墮胎問題上，梵蒂岡紅衣主教弗朗西斯?

阿林茲聲稱支持墮胎的美國天主教政治家沒有資格領聖餐。克里為此於4月23日公開表明，他個人反對墮胎，但支持婦女的選擇權。

“我相信2004年美國將擁有一個保護婦女選擇權的領導人”。在稅收和預算方面，克里的健康計劃每年要支出900億美元，對各州財政的援助每年要支出500億美元；加入免收全國服務

“志願者”四年大學學費要支出100億美元，加上兒童照顧、課後照顧、

“從頭開始”、

“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特殊教育、學生補助、聯邦對地方學校建設津貼等款項共300億美元；國土安全每年額外增加70億美元，對4萬名還在執勤的軍人和退伍軍人的健康每年增加額外補助近500億美元。

按保守估計，這些開支計劃加起來每年的預算要多增2000億美元。

如果不想再增加赤字，惟一的辦法就是增稅。克里自加入參議院以來就一直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成員，他是自尼克遜（1968年）競選以來對外交政策最有看法的總統候選人。

但他從未當過外交委員會主席，也沒有提出過一整套外交政策方面的長遠構想。

他只是就具體問題如與越南關係正常化、打擊全球有組織犯罪等發表過意見。

1997年他寫過一本有關全球有組織犯罪的書，書名為《新戰爭》。

對他來說，要設計這樣一個連續一致的外交政策確實不易。羅伯特?卡根認為克里為了競選總統裝出強硬的模樣，但他心裏實際上是一個反（越）戰人物、70—80年代的左派人物。

卡根說：然而，美國的多邊主義者不是歐洲所說的多邊主義者，即使克里獲勝，他在處理布殊所面臨的外交政策時，他與布殊的政策只有形式的不同而非原則的區別。

縱觀其以往的表現，在外交政策問題上，克里基本上屬於民主黨核心會議的中左派。

克里對昂貴的武器系統持懷疑態度，如B-2轟炸機、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儘管他支持1999年部署國家導彈防禦體系的法案），他支持促進中國人權、並對美國80年代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表示懷疑。

同時他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據中左傾向的《國民雜誌》報告，2003年克里的投票記錄是整個參議院中最傾向於自由派的，甚至比愛德華?

甘迺迪還要左傾。問題是克里是否真正相信他投票贊成的：長期以來他一直原則上反對死刑，但這一次他同意對於恐怖分子是一個例外；他長期以來贊同自由貿易，但2003年他採納了一些會使未來自由貿易協定受挫的附件；他一度支持減少分紅稅，但2003年他譴責布殊的減稅為

“給富人減稅”；他曾是反對保護婚姻法案的14名參議員之一，但現在贊同禁止同性婚姻馬州憲法修正案。

克里亟待證明的是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場，迄今為止他還是在炫耀越戰中的傷疤，然而戰場上的勇敢不同於職位上的勇敢，就像士兵的勇敢不同於總司令的勇敢一樣。

在美國最傑出的10名總統中，至少有一半總統沒有參加過戰鬥，如林肯、威爾遜、羅斯福等，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勇敢的總司令。

在與盟國的關係上，克里反對單邊主義。1995年，他是29個反對解除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的參議員之一，認為美國沒有與盟國商量，這是不能接受的單邊主義。

1991年當他反對海灣戰爭的決議時，他發言說：“在幾乎只是美國（雖然不是單獨的但也差不多）在沙漠中戰鬥、顯示驕傲和急躁、完成本質上等於是美國治下的和平時，難道真正可以說我們是在建立世界新秩序嗎？這是世界新秩序嗎？”在巴以問題上，2003年10月他在密歇根州對阿拉伯裔美國人講，以色列的隔離牆是和平的障礙，“我們不需要和平的另一個籬笆，挑釁性的措施從長遠看只會損害以色列的安全，增加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並使談判永久解決這一問題更加困難。”在這一表態激起猶太裔美國人的不安后，他又向猶太裔反覆表態，他關心以色列合法安全，並在2004年3月在紐約對一群猶太裔領導人把隔離牆描述為

“自衛的合法行為”。在伊拉克問題上，克里的表態是臨時性的：他贊成對伊拉克戰爭，但又反對為其戰後重建撥款；他想留在那裏，又想撤出；他呼籲恢復美國的聯盟，但沒有講清楚聯盟的原則和政策是什麼。

克里要使美國人相信，他在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時是一位強大的總統，他當總統后不會將布殊的外交政策全部推回去，尤其是布殊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強硬立場。

當然，他需要修復布殊單邊主義對美國聲譽造成的損害。克里在2004年3月就伊拉克問題發表講話時說：“撤離太早會留下一個失敗國家，不可避免地變成恐怖主義的溫床及對我們未來的威脅。”同時，他謹慎地說：“答案不是固執地執行與布殊相同的傲慢政策。”在中國問題上，在2000年克里與克林頓認為中國是

“戰略夥伴”的概念分道揚鑣。他在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發表了長篇大論，說：“把今日中國看作是戰略夥伴或親密朋友是不恰當的，但中國也不是敵人。”他反對遏制中國的努力，認為這種政策會

“適得其反，並且是危險的”。但當他說接觸是必要的時，他也表示，人權和民主方面的嚴重分歧阻礙了兩國之間發展友誼。

他說，“戰略夥伴”的言辭會使接觸顯得

“天真和被誤導”。關鍵是

“平衡”地推動與兩岸之間的關係，採取一種

“有意識的、有建設性的‘模糊’政策，在不確定的狀態中及時評估和採取相應措施”。

2004年3月初，克里對台灣問題的一番言論引起了國內媒體的廣泛關注。

他說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灣獨立，“一國兩制”的方式，特別是香港和澳門模式，也應該推廣到台灣的解決上。

對此，國內媒體多予以正面的解讀，傳達出較為樂觀的信息。但仔細分析克里的經歷，我們不應該過分樂觀，而是應該認清兩個本質：一是克里的本質，克里在具體外交政策上難有常性，他會左右搖擺，成為

“雙面人物”，如他既是越戰英雄，又是反戰代言人。因此，在台灣問題上，克里的立場也具有

“兩面性”：他解釋說美國政策的與此同時，克里還表達了對台灣

“民主”的肯定，斷言

“任何一個美國總統都不可能做出令台灣‘退步’的舉動”，這似乎被我們的媒體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二是美國選舉政治的實質。美國選舉政治的最基本原理就是：誰贏得的選票多誰當選。

因此，如何獲得更多選票就成為候選人競選戰略戰術的核心。克里的支持者主要來自黑人、工會組織、少數族群，這些人可以說是民主黨的基礎選民，克里一定會緊緊抓住這部分人的選票。

但是，這些人往往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其福利和就業受到來自新興發展中國家廉價商品和勞動力的威脅，而連年對美貿易大幅出超的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些人的首要攻擊對象。

可以預見，若民主黨上台，美國政府將更容易在貿易問題上挑起美中爭端。

類似地，民主黨比共和黨更關注人權議題，若民主黨上台執政，也很容易重新使人權（尤其是勞工權利）問題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難題。

果不其然，4月26日，克里在弗吉尼亞州的講演中聲稱，要就貿易、匯率和勞工三大問題向中國施壓。

2003年12月，克里在紐約外交委員會上發表外交政策講話，宣稱布殊總統發起和領導的反恐戰爭是

“美國現代史上最傲慢的、最不合適的、最不計後果的、意識形態色彩最濃的外交政策”（themostarrogant,inept,recklessandideologicalforeignpolicyinmodernhistory）。

媒體對於克里的這番講話大為興奮，聲稱克里要改變美國外交政策。而保守派則認為，如果克里上台，美國又要回到克林頓及聯合國領導的多邊主義的時代。

克里聲稱，在他當政的頭100天，他要到世界各地為其前任的

“極端錯誤的政策”向各國道歉，與朋友和敵人一起尋求

“合作與妥協”（cooperationandcompromise）。

克里在海外的支持者還通過各種方式將克里的外交政策信息傳遞給各國：“在世界面前恢復我國的信譽最符合美國人的當前利益”，“美國需要修補近年來與各大洲盟國的被損害的關係，還要建立新的友誼，克服與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

這在海外引起了興奮，連反美的強硬的《德黑蘭時報》都全文刊載了上述信息的電子信，聲稱克里要

“修復關係”。這表明伊朗神職人員害怕布殊再次當選後會將他們趕下台，因此他們希望克里上台。

但就在克里的外交電子信發出的當天，他的外交政策助手、曾在克林頓和布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過的蘭德?

比爾斯對華盛頓的一個外交政策論壇說：“克里沒有說他要尋求改善與伊朗的關係，而是說他要與伊朗對話，我們真的需要坐下來與伊朗人就一些議題談一談。”克里準備與伊朗強硬的神職人員對話，這使伊朗反政府人士非常失望，認為如果克里上台，美國又會回到卡特時代。

接觸是克裡外交政策中的一個恆量。克里在具體某項外交政策上的表態或許變來變去，但與其他國家保持接觸、用談判和多邊機制來解決問題一直是克裡外交議題方面的主要立場。

多年來，他推動美國與尼加拉瓜的桑地諾分子、與越南共產黨人、與統治伊朗的毛拉接觸。

他反對老布殊的第一次海灣戰爭，認為那等於是在搞

“美國治下的和平”；他反對小布殊的伊拉克戰爭，認為沒有得到盟國和聯合國的授權。

他像詭辯一樣說支持伊拉克決議案並不等於支持布殊的戰爭，他支持的對伊戰爭是有條件的：外交手段是否窮盡，是否得到主要盟國和聯合國支持；他也不喜歡克林頓在1997年就職演說中將美國稱作是

“不可或缺的國家”，認為這是自高自大、自吹自擂。克里當外交官的父親常教育他要

“學會透過其他國家的人的眼睛來看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問題、他們的希望和挑戰，在某種程度上至少是要試着去理解他們”。

克里說：“我們不總是這樣做。我們常常傾向於按我們的歷史背景、我們的希望和我們的激情來看他們。”對此，布殊的政治廣告攻擊說：克里想拖延保衛美國，直到聯合國贊同，並暗示美國對威脅的反應力將因那種稀里糊塗的多邊主義而受到削弱。

克里的外交政策哲學是：強調通過建立聯合陣線（coalitionbuilding）來捍衛美國利益。

他說：“美國的領導、強有力的接觸、更強大的聯盟、更多的合作將會更有效地促進我們的利益，我永遠也不會將那些利益的定義交給任何一個組織或任何一個國家來否決。”克里攻擊布殊的外交政策是

“獨斷專行”（

“goitalone”foreignpolicy），破壞了與盟國的友誼，最終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