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東向東,再向東》之利未記(5)

《向東向東,再向東》之利未記(5)

對於一些野生食肉動物我老家那裏稱呼“老巴子”,但是聽說四川的土家族才這樣稱呼“老虎”,並且是對他們祖先“巴”的紀念。河南嵩縣還有許多與普通話根本不接軌的語言,比如稱“頭”為“抵腦”,稱“蹲着”為“股斗”,說人“漂亮”用“裊”,對於男性則用“排場”代替“英俊”,“生病”是“不美”,“上廁所”為“做點啥”。類似的奇怪話還有更多,幾乎完全為漢語普通話之外的另外一種語言體系,在青年時代我在老家完全使用這些本地語言,後來我帶外地的朋友到我老家,我講當地話他竟然完全聽不懂。當地人排斥普通話,稱呼講普通話的人為“燒包蟲”,這種排外的習慣或許是當地土話保持千年不變獨成體系的原因所在。但隨着現代文明的衝擊,在外地不通行的文字正在當地逐漸消失,以後恐怕會更因為電視廣播的普及而徹底消失。傳統與現代化是一對無法調和的矛盾,所以在今天搶救民俗並使用民俗去尋找祖先的根源,恐怕是最後的、也是唯一的機會了。現代化繼續挺進一個世紀也許一切便會蕩然無存,那時候想再找尋祖先恐怕會比今天更難一倍。還有一些關於植物的習俗嵩縣與羌族也接近,比如某些特殊節日要燒柏枝驅邪等。《羌族歷史文化研究》記錄的“周紹瓊葬禮紀實”幾乎與我河南老家的風俗一模一樣,比如,死在家裏的人停放堂屋,死在外面的不能進家門;起棺的時候摔碎瓦盆,並且路上抬棺不能停歇,親人在路上“不能哭泣以防打攪死者靈魂”,親人要下墳墓去查看墓下情況等等。類似細節上的接近非同一般,河南嵩縣與羌族肯定有族源上的聯繫。兩者的婚姻與生育也一樣有相通之處,但也不是完全相同。書中所列羌族特徵與我家鄉最突出的差異是在建築方面,兩者完全不同。我家鄉傳統使用土坯牆基,頂部為草和瓦比較多,而羌寨中的房子全部為石牆土頂。羌族人喜歡在房頂上放置一些石頭雕刻的動物辟邪,如雞和豬(或狗)等。但是河南嵩縣房頂上一般放置兩種動物:“獸”和鴿子。也有人說,“獸”就是“壽”表示“吉祥”,其實我看“獸”或“壽”的形狀實際上為一個縮短的“龍”。“鴿子”的造型確實為鴿子無疑。至於這個“鴿子”為什麼作為圖騰飛上嵩縣人的房頂,我想到了以色列人祭祀時使用的鳥:斑鳩和鴿子。嵩縣境內似乎不善石雕,許多物品都用陶瓦替代,房頂上的“壽”和“鴿子”即為陶質。嵩縣境內的瓦當飾紋中的一種為三角滴水,多為花,可能為梅花,屋檐每端用一個“貓頭”,“溝沿”上一般為植物造型。嵩縣地區有用土夯造牆的,每駁為大約一尺高一丈長的立方;此外還有一種更講究的方法,是打土坯,每坯大約10公分高,50公分長,30公分寬,蓋房十分結實,幾百年也不會壞。解放前用磚蓋房的極其罕見,一般為大地主才有如此享受,土坯即為高檔。當然了,這是起碼50年前的景況,現今人們不僅住磚瓦房,而且多住現代多層樓房了。羌族地區有花樣繁多的“云云鞋”,我老家同樣有許多繡花鞋。但據我母親說,最常用的花型為桃花、蓮花、石竹子花和菊花。古代剪紙和繡花想必是每個女人必修的課程,我這代人也很熟悉,我自己幼年也喜歡傳統“抨花”——一種比較簡單易學的替花樣方法:在原花樣上面放一張紙,用鉛筆在上面輕抹,最後即凸出花樣,然後剪樣繡花既可。在《羌族歷史文化研究》206頁看到這兩種習俗令我感到十分親切:每年農曆8月14是山王節,18歲以上男性都參加。要在廟內殺一隻大肥羊祭祀山王神,羊肉煮成“湯鍋子”(既清燉羊肉),各人自帶調料和“鍋盔”,人手一碗盤腿而食。這正是我老家最常見的一種早餐:清燉羊肉湯,並且我們也稱配羊湯的正宗饃為“鍋盔”——一種一面烤焦的發麵餅。更讓我吃驚的還在後面。在“遊戲”一節里,作者敘述了一種稱為“丟窩兒”的遊戲。參加者先準備一枚銅錢和一些核桃,在地上畫兩條相距2米的平行線a、b。在直線b外側畫一條大約10厘米的小坑。先爭頭家,每人出一個核桃作為賭資,然後站在直線a的外側向b扔銅錢,誰的銅錢距離b最近誰贏。最後開始“丟窩兒”。有兩種規則:一種是“滿打滿吃”,誰先把銅錢扔進坑內誰就可以向每個人收取一枚核桃;另外一種是“打恰”,誰站在a的外側把銅錢扔得距離小坑最近又沒有掉進去,並且是在b的外側,誰就可以得所有的核桃。以上的“丟窩兒”正是在我老家那裏在春節時才玩的遊戲,可以一直玩到正月十五,在其他日子玩會挨罵為愛賭。我兒時就很喜歡這個遊戲。賭具和羌族完全一樣:硬幣和核桃,絕對不用其他東西替代;規則基本一樣,尤其場地完全相同:兩條直線和一個坑。實際上有關這個遊戲我們分兩種,一種為核桃賭資,另外一種完全為硬幣。核桃的遊戲坑大,硬幣為賭資時坑小,後者賭博性質明顯。但我們稱這種遊戲為“潑窯兒”,“潑”與“丟”意思相同。這種古老質樸的遊戲隨着各種現代娛樂活動的豐富在我這代消失后恐怕將會徹底銷聲匿跡,如今在嵩縣已經不見了。其他與羌族地區的習俗還有許多點點滴滴的相似之處,不再一一羅列。書中所列羌族遊戲,多在我家鄉可以看到痕迹。但這些在今天的老家卻再也見不到了,社會的習俗實在是變化很快,也很徹底,舊的習俗只會在極其偏僻不發達地區流行並保存的道理昭然若揭。今天在不同地區尋找一些相似的風俗與文化遺存可見有多麼的艱難。我追述的祖先歷史多在3000年前,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只要經過30年左右就已經“人是物非”了。在《羌族歷史文化》中,工藤元男在《流傳在中華世界周邊地區的禹的傳說》一文中認為:“遺存(二裏頭文化)大多數分佈在河南西北部的穎水上游和洛陽附近的伊水、洛水下游地區以及山西省南部的汾水和涑水流域,這個地區也是夏文化的傳承區域。”假如此歸類準確,並且我們也把羌族歸為夏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則一切問題都能得到輕鬆的解答了。工藤原男同時指出,“二裏頭文化的分佈區和殷代羌人分佈地區相重合這一點很重要並值得注意。”這一點是否更證實了殷商與夏朝因親緣關係而同時並存的特殊現象呢?當我看到《嵩縣大觀》中對嵩縣的解釋,就更加肯定了羌族與嵩縣地區可能有的文化聯繫。許多人懷疑羌族即為古代所謂“戎”人,他們從西北南下的可能性很大;而嵩縣則恰好在春秋時有“戎人”從甘肅遷於嵩境的記錄!學者俞偉超先生說,“西戎和羌人無論就其祖源或是從春秋、戰國及西漢時期的關係來說,都是屬於同系的。”他還認為諸戎大約都是從羌中分化出來的,皆與夏人有關。《後漢書·西羌傳》記載羌人“種類繁織,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①因此,嵩縣境內存在着“夏禹在嵩境治水娶妻的故事”(《嵩縣大觀》P2),而羌族人一直都認為夏禹是羌族人的祖先,也就毫不為怪了。請大家注意一點,實際上這裏我是拿家鄉作為中原文化的代表來做的比較,因為我熟悉那裏。以往被我看作窮山惡水的嵩縣除了“仰韶文化”之外,境內同時還有“二裏頭文化”、“紅山文化”等39處古文化遺址,可見其文化淵源的久遠。同時我還補充一點,處於偏僻落後地區的人們,不僅思維方式和現代人不一樣,而且行為方式也有很大差異,只有經受過兩種文化熏陶的人或許才更有體會。我的青少年時代完全是在一種相當原始蒙昧的狀態下生活過來的,有過萬物有靈的原始眾神崇拜階段,甚至去神廟拜過葯(實際上是大廟的牆土),吃過神漢的符咒灰水等。在這種社會狀態下人們有太多的禁忌和敬畏,很容易成為傳統道德社會;民眾呈現出極端的愚昧狀態,他們順從命運,有人用一些現代人看來很荒唐的理由和行為就能讓大眾信服,一般群眾有着極其脆弱的猶如含羞草般敏感的心理反應,它還影響到其他的一些社會表現,這是破除迷信之後的發達地區人們無法想像的事情。所以我常說,我沒有看到過真正好看逼真的古代電影,因為我知道“古代人”的行為和表情與今人根本不同。我經歷過的童年生活從某種角度講就是“古代人”的生活。今人無法想像其特殊的邏輯與單純的思維狀態。但是僅僅過去二、三十年,那裏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逐步走向了現代化。我在面對這些變化時總是有矛盾的心態,怨其變得太快,更願其快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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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東向東,再向東》――《聖經》與夏商周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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