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東向東，再向東》之利未記(4)

關於中國的二十八星宿，它在創立之初是沿赤道分佈的。研究表明：二十八宿與地球赤道相吻合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前。中國人在5000年前是否能夠獨立地發展出這樣發達的天文知識是個疑問。但公元前五世紀應該看成是二十八宿創立時代的下限。“以帝星和北斗星為基礎，古人把浩瀚的星空劃為五個宮，就是中宮和東、南、西、北宮。中宮的主要星象是北斗七星（也稱極星），東南西北四個宮則管轄着二十八宿，……古人將四宮分別想像為動物，即東宮像蒼龍，南宮像朱雀，西宮像白虎，北宮像玄武，這就是今天常說的四象”。最近有一個考古研究成果很有趣，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中的青龍、白虎為“四象”所屬，並且蚌殼與人腿骨組成的北斗顯示了當時人們的天文成果。“該墓葬的年代，無論從考古地層學上推測，還是用碳14測定，都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也就是說，這個具有天文四象的墳墓距今6500年。“二十八宿在天文學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但學術界有人認為它起源於巴比倫、印度等……。③”也有人認為，中國之外其他國家如伊朗、埃及等古國也有類似二十八宿的體系。這些有關二十八星宿的起源問題假如放在我的體系之內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如此廣泛的區域內同時具有二十八宿，因為它們有同一個來源，最大的可能其發源地是中東，一旦有人外出就將這個天文成果向外傳播。請大家注意，這個濮陽西水坡遺址屬於“陽韶文化”。對於“仰韶文化”是否能夠產生如此先進的天文科學知識，學者是有疑問的，但是把這個疑問同樣放在“文明大遷徙”背景下就沒有問題了。專家伊世同研究員對這個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考古結論說：6500年前的星象體系起碼要有萬年前的培育環境，如此才能生根發芽。他認為濮陽天文圖可謂“萬歲星象”。“巴比倫”①恰好有如“實力”。《聖經》的族譜按照我的計算方式最起碼至今應有1萬5千年的歷史。關於占星術，一般在原始落後的地方流行。中國古代占星術非常發達，並且主要將其運用於國家大事。翻看歷史，古代埃及、巴比倫等地更象是這一技術的發源地②，這一技術後來在東西方發展為一種帶有神秘色彩的預測術，但由於地區不同，導致了各有差異。問及舊時廟會風俗，我母親說，記得曾經的祭祀中一般獻豬、羊，不獻牛。並且拿酒精類潑撒在羊頭上直接燃燒，看是否通靈等。我認為此舉可能為中東“燔祭”痕迹。今年春天見到年逾八旬的中學語文老師，我問及獻祭的神羊風俗，他的這一表述與古埃及一模一樣：神羊要用最好的東西來餵養，平時簡直就是敬着這頭羊，與一般的性畜根本不一樣以待，因為它是神物。我提及老家山洞裏的棺材，我母親說她也見過。但她說這些棺材放在天然山洞裏可能是出於一種稱為“寄放”的習俗。之所以不馬上埋起來，原因是死期不吉利，或者死者為單身，放在那裏等待配偶等。總之一旦時機成熟，這些棺材還是可以入土的。我問河南老家那裏是否有“懸棺”的稱呼，我母親說未有。實際上我們那裏的地貌一般不具有懸棺的條件。放在山洞裏的棺材我們一般稱呼為“匣子”，正式的棺材稱為“木頭”，而一般意義的“木頭”卻被稱為“木植（念shi）”。我碰到一個四川北部與陝西接壤的廣元山區來京打工的農民，問他這方面情況，他說以前那裏的“蠻人”採用懸棺、也有船棺，他本人是回族。那裏的回民和漢族葬俗都與中原人一樣，沒有懸棺風俗。我想到以色列人懸棺的最初來源。亞伯蘭自認為他的家鄉在兩河流域，所以老婆死的時候他要買一個窯洞，即便有田地他也不用，實際上他把棺材放在窯洞可能有“寄放”的含義。其一，他想以後回到家鄉；其二，當時只是配偶一方逝世，可以等待另外一方去世后一同處理下葬。由於亞伯拉罕的地位特殊，後來眾人模仿也就成為了習俗。這是我的一個推測。就葬俗我發現除了特徵明顯的“懸棺”之外，中國還有一些介於懸棺和普通土葬之間的現象。比如我老家和四川羌族等地區實行一種相似的“窯葬”。（羌族）所謂“窯葬”就是在一面坡跟處用石板固定一個小窯洞，死者不用任何棺材躺放在其中即可①。這種“窯葬”沒有高度，甚至就在路邊，封口。我老家多丘陵地貌，一般多在坡跟打窯為墓，但使用棺材，外觀與一般墳墓同，封口，墳腳頭處放石頭，現多改為磚頭。但中國許多地區的墓坑方式卻與西方相同：直接向地下挖坑下葬棺材，稱“明坑”，比如平原地區只能如此，但他們通常會把墳頭整為圓錐型，並且在最上面放一個石尖。中國古代也有零星陶棺葬俗，南北都有發現，但多為上古時代。根據日本學者工藤原男先生的調查，他認為羌族是火葬、土葬和水葬并行，並且火葬傳統非常古老，當在佛教傳入之前。（《羌族歷史文化研究》P238）我同樣在電話中問及母親家鄉舊時石頭的崇拜情況，除了墳頭擺放石頭外，當地似乎沒有其他明顯的石頭崇拜痕迹。但是她最後提到一個重要的線索，我們鄰居家的男主人年輕暴死，後來他們家蓋房時為辟邪曾經在門頂上放置了一個“石敢當”。我常到他們家去，也有這個印象，但這個“石敢當”實際上是一塊磚頭上寫了“石敢當”三個字而已。想必是石頭雕刻花費巨大，他們就從簡了。這次朋友李冰替我到羌族地區的調查也意外發現了一個“泰山石敢當”，是用真正的石頭雕刻的，據說已經相當古老，功能就是辟邪。經過深入調查，我發現嵩縣竟然也有“泰山石敢當”。嵩縣區域內墳頭的石頭擺放不僅形狀上有小的差異，而且有特別的含義，但質量卻全部都使用當地山上的一種石料：“料礓”。這個“料礓”在許多地方替代了石頭。比如嵩縣境內的傳統民房為土牆，但是一般會在山牆最上部用料礓石裝飾。“料礓”是種很難整合、外部構造不規則的石料，假如沒有特殊的要求是沒有人選它做牆的。說到嵩縣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不知道以後是否會找到相關的聯繫點。日本人有使用槲葉（屬於山毛櫸）包裝食品的習慣，每年從中國的進口量為十多萬箱（每箱3000葉）。嵩縣佔了全國槲葉出口量的一半。我想日本是個講究歷史的國家，但我尚未找到日本人使用槲葉的傳統是否與中東有關。但令我吃驚的一個事實是，此槲葉在嵩縣境內只有車村鄉（與白河鄉接壤）一個地方生產，別的鄉鎮沒有槲葉或罕見。是古代曾經被有心人專門集中培植在車村鄉這裏，還是因為這裏因為有槲葉才聚集了一批喜歡的人，而這些人恰好與日本人有着相同的飲食習慣——用具有清香味的槲葉包裹食品祝賀男孩成年？我暫且沒有答案，但這些“巧合”難道不是特別有意思嗎？我在閱讀《羌族歷史文化研究》時，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與河南老家相近的一些痕迹，這令我既驚訝又迷惑。其實這些迷惑使我有更多的推論——即便是遠在河南的嵩縣也與千里之外的四川西部阿壩地區的羌族人有隱約的文化聯繫，說明中華民族本有相似的根源。居住偏僻使羌族人成為古老的民俗博物館，可通過他們印證昨天解釋祖先來源。羌族人形容“帶孩子”用“引”字，我老家方言中也稱“生孩子”或“帶孩子”為“引”，比如說“她引了五個孩子”意思就可能是“她生了五個孩子”或者“她帶了五個孩子”，普通話中“引”並無此意。不過嵩縣人表示畜生“生育”有另外一個詞彙：“勃”。“引”表示“生育”時只用於人類。另外一個相同的字是，羌族人稱成材的木頭為“料”，我老家也同樣稱那些有用途的木頭為“料”。四川人一般稱“玩兒”為“耍”，嵩縣同樣不用“玩兒”而用“耍”。嵩縣稱呼孩子為“娃子”或“娃子蛋兒”，普通話中無此詞彙，但四川地區卻有“娃子”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