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的聖庫

湘軍攻克南京，曾國藩奏報搜查“賊贓”的情況，說除了二方“偽玉璽”和一方“金印”，別無所獲。頓時，物議沸騰，多以其奏為謊言；王闓運所謂“曾侯工作奏，言錢空縷覼”，所謂曾國荃一擲千金買箋紙，即示懷疑。在深入調查曾國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們先看看曾國藩當日的報告：“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嘗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複后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並無所謂賊庫者。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貯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眾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臣弟國荃以謂賊館必有窖藏，賊身必有囊金，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以抵欠餉。臣則謂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勒繳，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因曉喻軍中：凡剝取賊身囊金者，概置不問；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所以憫其貧而獎其功，差為得體。然克複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要確定湘軍及曾國荃入南京后是否大發橫財，關鍵之點在於調查太平天國“聖庫”（即摺稱“偽都之公帑”者）的有無豐絀。請先論有無。曾國藩說：“並無所謂賊庫者”；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天朝田畝制度》云：“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這就是太平天國的“聖庫”制度。從金田起義以迄天國覆亡，“聖庫”制度就一直存在，並為此立下嚴格的法律，違者議罪乃至斬首。咸豐元年洪秀全詔云：“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一條草對緊”，是粵地方言，若謂“一心向著”。明年，詔云：“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斬首示眾”；具體執行標準，則以五兩銀子為限，凡藏銀過此數不繳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后，“聖庫”設在水西門燈籠巷，有六名專職人員負責日常管理。嚴厲執行“聖庫”制度，將全體民眾的財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國能夠實行軍事**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傳言南京城內“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的根據。但是，“聖庫”制度，在太平天國後期——亦即咸豐六年發生內部相殺的“天京事變”后——遭到嚴重破壞，業已名存實亡。曾國藩轉述李秀成語，說：“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就說明天京事變后，太平天國政權由洪氏嫡系掌管，“聖庫”的性質已經由“公帑”變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眾，也紛紛效法，於“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中，僅向“聖庫”繳納穀米牛羊等食物，而隱瞞了銀錢衣物等硬通貨。李秀成在湘軍圍困南京時，與“合朝文武”商議，苦勸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銀兩”，而應“概行要買米糧”；就不但證明了天國官員不再上繳而是私藏銀兩，也證明了“聖庫”空虛，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得不到保障，遠非咸豐初期“糧米豐足，件件有餘”的盛況。同治二年蘇州告急，李秀成欲離開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國庫無存銀米”為由，令他“助餉銀十萬”，否則不許離京。李“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才換得四十天的自由活動時間。亦可見“聖庫”空虛、人各私財的景況。李秀成是天國中“萬古忠義”（洪秀全語）的忠王，家財尚有十萬之富；其他二千多個“王兄王弟”的私人財產之多，可想而知，“聖庫”財務之有出無納的困絀情況，亦可想而知。因此，“聖庫”之有，毋庸置疑，而“聖庫”之絀，亦毋庸置疑。由此可知，湘軍當日入城，未能發掘出巨大“窖藏”，是實在情形，曾國藩並非“工”於“作奏”，不過實話實說而已。當然，“聖庫”之不足掠奪，只說明湘軍作為接管南京的軍事組織，在對公業務方面成效不彰，並不說明作為個體的湘軍兵將都空手而歸。曾氏兄弟進城之後，發現“克複老巢而全無貨財”，失望之餘，不免生出幾分恐懼。根據歷史記載以及實戰經驗，敵國都城的金銀寶藏，只是多少問題，而非有無問題；孰料南京城竟出現了有無問題，明顯於理不合，與史不符。然則，實話實說，必難取信於人。旁人不信，也倒罷了，人主、朝臣不信，則問題大了，所謂傍議叢生，所謂憂讒畏譏，就是這種背黑鍋的尷尬境況的真實寫照。故曾氏兄弟初則失望，繼則恐懼，故曾國荃要建議“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三日弛禁期內擄獲的“賊贓”，“以抵欠餉”，多多少少湊個數兒，平息輿論。曾國藩則老謀深算，知道眾將士固有愚智強弱之別，所得資財則有多寡不均之實，“按名勒繳”的話，所得甚少的“弱者”一定“刑求而不得”，而所得較多的“強者”必會“抗令而遁逃”。如此，則不但無補於實際收入，甚且“損政體而失士心”。遂不採納“按名勒繳”的建議，而設立不問“賊身囊金”（降卒或敵屍隨身攜帶的財物）只查繳“賊館窖金”（公私大小庫存財物）的法令。當然，此法只是一紙具文；三日弛禁期內，不論囊金、窖金，十之**已被將士們搜刮一空，事後再怎麼嚴格執行此條法令，也是所得甚微，聊勝於無。找不到大筆“賊贓”，必然遭致譏議；為免譏議，總不能倒貼銀錢，做賠本買賣。處此兩難之境，曾國藩只有實行“挺經”之法，抱着“此心耿耿可對君父”的赤誠，據實“覼縷”，盡量爭取中朝人士的諒解；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中樞也許和曾國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許收到實地諜報，兩造俱符；也許格於情勢，無可奈何；總之，曾摺奏聞七日後，便迅速下達了一道“理解萬歲”的批諭：“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據御史賈鐸具奏，故令該大臣查明奏聞。今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系實在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