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旁苦李的蒂兒

曾國事後總結李元度失敗的教訓，說：“必待戰（敗）之後，始入城而分守之。分佈未定，賊已來撲，士氣已餒，軍械已失，豈復能堅守哉！”與上引司法解釋有異曲同工之妙。暫且拋開“烈女”之喻。李元度援徽，十天不到的時間，喪師失地，動搖大局，其罪不小；但是，李元度這次犯錯，尚不止此。千不該萬不該，他最不該在僨事之後還要“怙過飾非”，毫無悔意。城破次日，逃亡途中，李元度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強詞奪理，推卸責任；在外遊盪了大半個月，他才滿不在乎的回到祁門大營，而在面見曾國藩時，他依舊不做自我批評，一味避責。尤為過分的是，在曾國藩面責后，他竟不“留營聽勘，逕自歸去”。曾國藩不得不慨嘆：倘若“人心並無悔祻之意”，則“難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請旨“將其革職拿問”。此時，於私於公，曾國藩都“深惡”李元度，而且，這股“惡”意一直延續了兩年。咸豐十一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撫王有齡的邀請，募勇援浙。但是，李秀成先期攻破杭州，王有齡自殺；他便逗留在贛、浙交界的廣信、衢州一帶。前此，從湖南出發，經過義寧、奉新、瑞州等地，駐防太平軍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報“克複”，因此開復上次革職的處分，並賞加布政使銜。身為兩江總督、統轄江西的曾國藩對這種行為極為不滿，舊惡新恨，湧上心頭，遂於同治元年的春天再次參劾李元度，說他“前既負臣，后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請求將“該員”開復、賞加的職銜“註銷”，“仍行革職”，並將其所募勇營“全行遣撤”。奉旨：“李元度著即行革職，並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左宗棠當時受命督辦全浙軍務，故將打着援浙旗號的“革員”李元度交由差遣。孰知曾國藩尤未解恨。三個月後，在參劾陳由立、鄭魁士的摺子裏，又讓李元度陪綁一次。陳由立是鮑超部將，本是“偏裨之才”，卻“不安本分”，在個人待遇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跑到河南投奔巡撫鄭元善，“巧言聳動”，謀得重權。曾國藩怒其“輕去其上”，“朝秦暮楚”，破壞湘軍家法，犯了見利忘義、欺師悖祖的大罪，請旨處罰。鄭魁士相繼在安徽、浙江和江南大營服役，平日則悍然犯上，不遵節制，僨事則“託病偃蹇”，棄軍而逃；“前既與皖、浙撫臣為仇，后亦不報和春之恩，臣嘗代為不平”。本來，參奏這兩人跟李元度扯不上關係，但是，一個背叛師門，正如李元度應王有齡之邀援浙，“輕於去就”，視湘軍的集體領導為無物；一個僨事犯上，恰如李元度守徽州時所作所為，故曾國藩連類及之，將他順手拈來，追罵一通。曾國藩三次參劾，李元度的政治生命，算是徹底毀掉了。表面上看，不過革職，還可以繼續“效力”，前途並非一片黑暗；但是，讀者諸君務必警惕：吾國政壇歷來奉行“追漲殺跌”的散戶哲學，莊家咳嗽一聲，其股非紅即黑，不上則下，並無喘息的機會。曾國藩當日負東南重望，儼然“東山不出奈蒼生何”的晉人謝安，一言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他既然聲討李元度，跟風承旨的中外“曾迷”豈不心領神會，對已被打倒的李元度踩上一支腳？尤其是各位訪查輿論、維持風紀的御史大人們，本就靠言語輕重討生活，無端生出如此佳題，豈不大做文章？新賬舊賬一起算：失守徽州，獨自逃生，拒絕勘審，虛報戰績，這些罪名加在一起，至少也是流放遠邊，最重則腦袋不保。然則，遑論斷送政治生命，李元度的物理生命也有斷送的危險。從這個層面檢討曾國藩此份參摺，是不是過分了一點？當日有一幅集句兼嵌字的對聯，將李元度所處的危困之境揭示無遺，其詞曰：“士不忘喪其元；公胡為改其度”。橫批：“道旁苦李”；縱觀曾國藩生平，對湘軍同事、湖南老鄉、婚姻之戚或文學之友，主動施以如此辣手，僅此一見；何況李元度在咸豐五、六年間還捨生忘死的保護過他。三參之後，他不能不有所悔疚，不能不思有以補救。知道平江軍即將裁撤、李元度將要黯然回湘的消息后，他立即致函奉命“差遣”李元度、並有資格對之進行品行鑒定的左宗棠：“次青既將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據公義以參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朋友看；請為台端誦之”；適逢浙江戰事正酣，左宗棠無暇考究此樁官司的來龍去脈。而且，早在咸豐四年，二人便已認識，左宗棠對李元度印象不錯；因此，左宗棠此次回奏，但說李元度“性情肫篤”，雖“兩被吏議”，而“報國之志未衰”，“在時流中亦為難得之選”，遂將此事擱下，不予深究。這個“蒂兒”沒有留給“蒼天”，而是留給了曾、左這對老哥倆用作他日爭訟的題材。同治三年冬，曾、左哥倆合演一出擔夫爭道（關於“偽幼主”的下落），陰差陽錯，絆動了這根“蒂兒”，順便將牽連這根“蒂兒”的“道旁苦李”給揪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