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女怕纏夫

咸豐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軍攻破寧國。隨後，李世賢趁着橫掃江浙、擊潰江南大營的勢頭，兵發廣德，來攻徽州。伯牛案頭有一本歷史地圖集，徽州與祁門（曾國藩大營所在地），以指測，其間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離不過五十公里。徽州一城的攻防戰守，對於湘軍，對於東南（綠營全面崩潰），乃至對於全局（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打響），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了更具象的說明這層意義，可以打個比方：徽州一破，太平軍圍攻祁門，曾國藩就將如瓮中之鱉，坐以待斃；也可以舉個實例：徽州破后，祁門被圍，幕客馮卓懷因“時事日非，憤悶異常”，乃以閱讀古典名著《紅樓夢》為日課，幕主曾國藩深受感染，也以鑽研“紅學”作為排遣。然則，剛接辦皖南防務的李元度，肩負的責任就不止一城的存亡，而是師友的性命乃至大局的盛衰。要說曾國藩對李元度此行抱有樂觀的態度，別說他人不信，他自己也不敢自信。所以，臨行前，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過謙，謂次青好為逾恆之謙，啟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也”；大多數情況下，所以曰“戒”，並非戒其未來，而是禁其以往。此五戒，就都是李元度以往常犯的錯誤，其中，“戒浮”一條最有意思。李元度固然是“文人之好大言者”，他所用所親之人，也以“文人之好大言者”居多。岳陽文人吳士邁是李元度的好朋友，他根據二十三史中有關軍事的資料，編訂了一部“治軍藍本”。李元度一見，稱為奇作，遂納入麾下，並薦諸曾國藩，欲令其回湘招募三千勇丁，統帶來皖。時在湖南的曾國荃聞之，趕緊給大哥寫信，“極論文士之涉於空虛”，勸他“遠之”；曾國藩自己也哭笑不得，只好對李元度說：“閣下與之（謂吳士邁）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其他四戒，與前述李元度之才不宜治軍大同小異，不贅。倉猝間約法五章，固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李元度的秉性；臨陣時槍法大亂，則足實讓曾國藩瞠目結舌。說好說歹，李元度畢竟在江西打過幾場惡仗，攻城守營之事，不說有幾成把握，至少有幾分歷練；否則，曾國藩寧可親自上陣也不會派他代勞。可是，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把所有經驗忘了個精光，一切措施，似都用來求敗。而這些失誤，本都可以避免，假如他嚴格遵守湘軍營規的話。湘軍戰法，極為重視紮營：“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刻修挖牆濠，一時成功。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賊搦戰”；此即曾國藩所謂“結硬寨，打呆戰”，也是湘軍陸戰的基本**。名將蔡鍔對這條規定讚不絕口，稱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但是，李元度此行就違反這條最重要的營規。八月十六日，平江軍到達徽州城外，在界河邊草草搭了一些棚子，便算扎定營盤，諸凡修牆、挖濠、築籬之事，一概未做。當日援守，曾國藩怕李元度兵力不足，在他啟程后，又調了四個營過去。此四營二十日到，李元度仍未命令紮營，而任其“散亂於河洲之上”。三天時間就這麼白白浪費，既不在城外紮營，也不進城佈防，李元度到底幹什麼去了？原來，他是要以攻為守。目光長遠、氣魄非凡的李將軍，根本不想被動的防守徽州，而要在二十公里以外的績溪進行攔截。很可惜，胡林翼那句“戰事本不長，守事本可信”說得太准了；他派出的兩營剛一接戰，就被“緩進急戰”的太平軍候個正着，在叢山關、樓下兩個戰場大敗而歸。語云：兵敗如山倒。這邊是壓不住陣腳的“書生好大言者”，那邊卻是與陳玉成、李秀成鼎足而三的天國名將，加之徽州城外未紮營盤，無險可守；李元度此次潰敗，直是無葯可醫。於是，二十三日，全軍退入城中。明日，太平軍“直撲徽城，更番誘戰”。警報傳到祁門大營，人心惶恐。曾國藩畢竟久經戰陣，立時想出了補救的辦法，他指示李元度：“賊若圍城，堅守六日，霆營援兵必到”。霆營，即駐守太平的鮑超一軍，為湘軍後期最精銳的部隊。攻難守易，是軍事常識；“堅守六日”，亦非“不可能的任務”，那麼，李元度怎麼還是失敗了？伯牛以為，李元度終歸於敗的原因，乃是應驗了一句湘諺：“烈女怕纏夫”。“烈女”，即曾國藩所謂“堅守六日”，就是實行龜不出頭的戰法，絕不輕舉妄動；“纏夫”，自然指“更番誘戰”的李世賢。敵誘我不動，是“烈女”不為“纏夫”所誑，保全了清白；敵誘我即出，則是“烈女”捱不過“纏夫”，一失足成千古恨。失節全節與否，戰勝戰敗與否，俱在一念之間而已。不幸的是，“烈女”李元度在面對“纏夫”李世賢“更番”挑逗的時候，一念之差，把持不住，乃“親督各營出城接戰”。結局可想而知，城破人亡而已。恰如當日最高法院對“強姦”案例的司法解釋，所謂：“始強（奸）終和（奸）者，仍以和（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