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李元度

七年之癢，固然只是彼此雙方進行“互摸”的原因，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曾、左此次交惡，卻又實實在在損害了第三者的利益。而這個第三者的無辜受害，又更加破壞了曾、左的公誼和私情。這個倒霉的第三者，便是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先簡述李元度在湘軍中的經歷，以及和曾國藩的關係。咸豐四年初夏，曾國藩兵敗靖港，憤而自殺數次，皆未遂。其時，在他身邊“宛轉護持，入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鳴憤”者，就是來自平江的幕客李元度。是年末，湘軍在九江水域大敗，曾國藩“憤極，欲策馬赴敵而死”，被羅澤南、劉蓉勸止。李元度於此時投筆從戎，“特立一軍”，“護衛水師，保全根本”。六年二月，周鳳山軍在江西樟樹鎮被太平軍擊潰，曾國藩部下再無得力陸軍，全賴李元度率領平江勇，“力撐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之至”。然則，在兵敗靖港、困守江西這段最為痛苦的歲月里，始終不離不棄，傾力輔助落難英雄曾國藩的人，就是李元度。咸豐七年，曾國藩心力俱瘁，承受不了兵單餉乏、主客不和的巨大壓力，乃趁丁父憂的機會，撒手回湘。抵湘后，寫信給在江西繼續戰鬥的李元度，訴說對他的感謝和愧疚。所以感謝者，謂李元度三年間始終如一的支持；所以愧疚者，臨行匆匆，來不及用保舉的方式對李元度進行回報。最後說，對於李元度的高情厚誼，“鄙人蓋有無涯之感，不隨有生以俱盡”。為彌補這份歉疚，山居無職的曾國藩提出與李家“締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負義之心”，並勉勵李元度（時已回鄉省親）“努力作人；明歲當與足下索侄女婿耳”。在無法酬以官爵的時候，結為秦晉之好，庶幾稍能安慰比曾國藩小了十歲的李元度。咸豐八年七月，曾國藩再度出山。十月，湘軍第一名將李續賓、曾國藩弟國華戰死於安徽三河鎮，“痛憤之餘”，曾國藩急召在家奉養母親的李元度，叮囑他“千萬速來”。李元度不負期望，聞命即行，其時，李母“病殊未愈，將成半身不遂之症”矣。李元度這次來營，曾國藩並未委任軍事，而讓他充任文案。因為，李元度雖在最困難的時候親臨戰陣，為湘軍穩住了陣腳，但他實在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人才。李元度有一手“敏捷清挺無俗塵”的好筆墨，任“參謀”“可得一當”，並不適合“專以治兵”。咸豐五、六年間的李元度，更像是軍無大將、聊以充數的廖化，客觀上不無作用，主觀上則不洽人意。略引五、六年間曾國藩對他的批評，讀者可觀大概：“足下專好說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五年七月十六日）；此處批評李元度報喜不報憂，軍情不實，埋下諸多隱患。“足下條理精細，而處事恆黯於大較；不解何故”（五年七月廿四日）；“仁弟論文，則按脈切理，絲絲入扣；臨事，則浮光掠影，曾無極深研幾之意”（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此處直揭作為文人的李元度能言不能行的痼疾。“前此屢接函稟，言湖口賊不過千餘，他處探報亦然。近日尊處勝仗稟報前後共殺賊二千有餘；而湖城之堅如故，賊船之悍如故”（五年八月十五日）；“自撫（州）來者皆言城內之賊不過二千餘人，老長髮不過數百；前後書牘所報殺斃受傷之賊，殆以萬計，而賊焰轉張。頗不可解”（六年五月九日）；此處批評李元度謊報戰功。“掘墳告示切弗再貼，尤不可用賤銜。凡舉事為千萬愚人所喜而為一二有識所笑，君子弗為也”（同上）；當日，江西民眾樂於“從賊”，群相呼應。李元度不在安民、治軍上想辦法，卻提出一個挖祖墳的創意，希冀藉此懲罰“從賊”的紳民，他並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國藩的欽差大臣名義。曾國藩認為此種“辱及先人”之舉大為不妥，必為“有識所笑”，故加以勸阻，並特別囑咐不可冒用“賤銜”。“麾下平江勇與恆態微有不同者。他處營官、哨官，各有賞罰生殺之權，其所部士卒，當危險之際，有愛而從之，有畏而從之。尊處大權不在哨官、不在營官，而獨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責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責；欲革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革。營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憚；欲罰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復知有營官、哨官。甄錄之時，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營、哨之權過輕，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此則批評李元度治軍不遵守湘軍“家法”，並在軍中大開地域歧視之風，為患實巨。湘軍“家法”，其本質在於三“宜”：文法宜簡，事權宜專，情意宜洽。李元度以文人治軍，最大的弊病就是做不到事權宜專。什麼是事權宜專呢？曾國藩說：“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制。統領或欲招兵買馬、儲糧制械、黜陟將弁、防剿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掣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種徹底的層級責任制。湘軍內部，由勇丁而什長而哨官而營官而統領而大帥，層次分明，逐級負責；既不許越級報告，也不許越級指揮。形成這種制度的本質原因，則根源於湘軍的招募制度。嚴格按照湘軍營規來組建部隊，那麼，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什長以上的各級軍官皆有專權，皆負專責；而自士兵以至軍官，俱只聽命於其直管上級，心無旁騖，職有所專。上級對下級，只問點名是否應卯、遣調是否及時、作戰是否出力；而下級本轄之權，尤其是人事權，上級例不干涉。因為，治軍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目標，不過基層士兵於危險之際能夠懍遵軍令、以命相從而已；要做到這個目標，前提則在於日常訓練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紮實可靠；能否做好這兩項工作，又賴於各級軍官對本轄人員的有效管理；而能否有效管理，關鍵則在於各級軍官必須擁有職責範圍內的全部權限。“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李元度治軍則不然，他採用的是扁平化管理。依照今日企管理論，這種管理無疑更人性化、更能促進組織內部的交流；這種管理的前提是組織成員具有較高的個人素質，實現組織目標需要成員具備極強的創造力。但是，軍隊不是一般的組織，而是一部由血肉之軀構成、用來殺伐攻取的龐大機器，紀律（等級）嚴明重於個性發揚，令行禁止甚於往複辯難；否則，令以言歧，法以情亂，必然降低殺人機器的運行效率。李元度不能參透此意，而希望在全面了解軍中隱情的前提下，獎罰生殺皆自己出，不濫罰，不枉賞；但是，對於三千多人的平江軍來說，一人之心力或有時而窮，一人之目力或有時而盡，追求最精確的管理，反而墮入最混亂的迷宮。一些基層士兵、軍官或因這種人性化管理而免遭冤屈、獲得福利，對李統領個人抱有好感，“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但是，限於精力，領導關懷只能落實到有限的個人，作不到雨露均沾；而與此同時，中上層軍官的權力和威信卻已受到破壞，並直接導致對本級職權的放棄。於是，更多的基層士兵和軍官獲得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既感受不到來自最高級指揮官的“愛”，也不用體會針對直管上級的“畏”，從而嚴重影響全軍在“危險之際”執行命令的效率，所謂“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畏而從之”，是軍事制度的“恆態”；“愛而從之”，則是超越制度的“變態”。李元度秉文人之質，抱婦人之仁，妄以“變態”為“恆態”，亂了湘軍的家法，曾國藩不得不多費口舌對他進行批評教育。曾國藩還批評他“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此語意甚微妙。湘軍的基本建制單元，本就以鄉誼維繫。早在創建水軍時，曾國藩就叮囑負責徵兵的人：“水手皆須湘鄉的，不參用外縣的，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故也”；曾國荃的“吉”字營則“不獨盡用湘鄉人，且僅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之人”。然則，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也未見得大謬不然，曾國藩為何要批評他呢？原來，李元度“甄錄”的平江老鄉，大多用來充任中上層軍官，而不是普通勇丁，這就破壞了營-哨-什-勇逐級挑選下屬的湘軍制度，有任用私人的嫌疑，而不僅僅是地域歧視了。因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從軍，曾國藩就沒讓他帶兵，而是讓他做了記室、參軍。李元度“下筆千言，條理周密”，恰能勝任文案工作，倘若順着這條職業道路走下去，雖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鴻章那樣的功勛，但如李瀚章、盛宣懷那樣，幕優則官，混個一、二品大員還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職場生涯終未能如此完滿。咸豐十年春，太平軍定計：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圍。清軍果然中計。江南大營旋被攻潰，張國樑、和春先後陣亡、自殺，江蘇、浙江全面告急。新任浙江巡撫羅遵殿，原在湖北任職，和胡、曾等湘軍領袖交誼極深，當此危急關頭，自然向湘軍乞援。其時，湘軍諸部被太平軍牽制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無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筆從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不看好他，胡林翼給羅遵殿寫信說：“（李元度）愛才如命，疾惡如仇；而所疾固多惡人，所愛未必才士也”；此謂李軍中並無人才，難以改變局面。又給羅遵殿的兒子忠祜寫信：“李次青（元度字）、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誠，筆墨亦敏捷清挺無俗塵，軍事參謀可得一當，特未可專以治兵耳”；但是，時窮事蹙，舍李元度以外，湘軍別無他人可以援浙，故曾國藩只能將此次援浙當作一次賭博，如龔自珍所謂“看伊家國運如何”也。不過，二人畢竟是共歷患難、生死相托的交情，曾國藩對李元度此行勝敗安危的關注，自當區別於其他將領。他如此描述他的矛盾心理：“廼者浙警初聞，鄙人日夜詛其大亂，俾閣下聞變遽起，以赴武林之難；既又日夜祝其大克，俾閣下無所事事，而當俯就陋邦，完我常與。茲幸皇天后土鑒此微誠：詛有益也，祝亦有靈”；軍人必須聞命“遽起”，書生從戎的李元度也不能例外，故曾國藩“日夜詛其大亂”，以激勵李元度的鬥志和殺氣；但是，千里赴援，兵凶戰危，亦師亦友的曾國藩固又希望他能“無所事事”，全身而退。“詛有益也”，其益處在於此種情境最能磨礪人才，或可藉此機會幫助李元度完成由儒生向武將的轉型，就像以羅澤南、李續賓為代表的湘軍將領一樣。“祝亦有靈”，則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愛護，他並請精通《易經》的幕友陳學鎔為李元度此行卜卦，想盡辦法對自己和李元度進行心理暗示（“靈”），其行可敬，其心可憫。不過，倡議邀請湘軍赴援的羅遵殿還來不及看到湘軍的旗幟，就因城破而捐軀，李元度也因此稍緩其行，“詛”“祝”之“益”否“靈”否，暫時無法印證。而太平軍在解除南京之圍后，一面在蘇、浙用兵，一面向上游的安徽、江西進軍，試圖再度佔據武漢，以控制長江流域。因此，駐紮在皖南的湘軍，尤其是深處萬山之中的祁門大營，感受到巨大的壓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務也就由援助浙江轉變為防守皖南，保衛大營，儼然成為湘軍大營的“門戶”。胡林翼說，李元度雖不能戰，但未嘗不能守；曾國藩亦作如是想，故將皖南“四府一州”全行託付給李元度，並安排張運蘭、左宗棠、鮑超三軍“左右夾輔”，避免他因汛地過廣、頭緒過多而“東瞻西顧、拖泥帶水”。當日形勢，固然不利於湘軍，但是，李元度倘能嚴守軍令，立定腳跟，不浪戰以求勝，不僥倖以邀功，自可圓滿完成曾國藩交待的戰略任務。讓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濟；不做馬謖，則似能不辱使命，這大概就是曾國藩的如意算盤。可惜，“今亮”的稱號早經左宗棠註冊，這一次，曾國藩註定享受不到談笑卻敵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