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幼主是死是活？

先說因公交惡。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破南京，俘虜了李秀成，卻沒抓到幼天王洪天貴福。本書《戰天京》一篇中，謂曾國藩給曾國荃提供了一份克複南京后報捷奏摺的範本，重點強調：“洪秀全之下落，銀錢之多寡，不可不說大概，此外皆宜略也”；洪秀全前此病死，掘墓鞭屍而已，毋庸贅議，但是，幼天王是死是活，卻是個問題。怎麼說這個“大概”，真是一門學問。排除掉“天國”派遣“天使”下凡來拯救幼天王的非常情況，那麼，根據經驗和常識，洪天貴福的下落無非三種：一、被殺並覓得屍首；二、被殺而找不到屍首；三、出逃。如果是第一種情況，毫無疑問，曾氏兄弟可以邀功請賞，朝廷可以明降諭旨宣佈反革命徹底垮台。如果是第二種情況，曾氏兄弟需要找到有力證據（主要是敵我雙方人證），證明洪天貴福確已被殺，屍首或被焚毀或被踐踏以至於不可辨認，則亦可邀功請賞、亦可明示成功。如果出現外逃，則須查明出逃方向、隨從人數等數據，或由湘軍追擊或由友軍協剿，將之擒殺后，方能報功，方能昭告天下。語云：星火燎原；又云：除惡務盡；說的就是“元兇大惡”漏網逃生后的兩種解讀。洪天貴福雖不像其父那樣是實實在在的“元兇大惡”，但在此時，卻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太平軍餘部聊可推戴的象徵。沒有他這尊偶像，太平軍殘餘諸軍就是無首的群龍，失去戰略目標，沒有最高指示，無法團結起來進行下一步的戰鬥。而在清廷諸人而言，不能擒殺洪天貴福，勢必睡不安寢、食不甘味。勝朝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耗費無數財力人力，只是為了探尋建文太子的準確下落，就是這種“憂患意識”的具體表現。因此，上述三種情況中，最令人放心的乃是死能見屍的捷報，稍可放心的是逃而有跡的“匪蹤”，最不令人放心的則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據稱”。第二種情況，所謂被殺而找不屍體，本質上就是最不令人放心的“據稱”。考慮到這層利害關係，沒有十分把握，將領不敢以此報告；沒有十分證據，中樞也不敢據此結案。我們先看看洪天貴福出逃的實際情況。李秀成供狀云：“（六月十六日）初更之候，舍死領頭衝鋒，自向帶幼主在後而耒[來]，沖由九帥放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捨命衝出關耒。衝出城之後，過九帥營寨，疊疊層層，濠深壘固。幼主出到城外，被九帥營中，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衝出南京后，李秀成將自己的坐騎讓給洪天貴福，故洪天貴福得以逃之夭夭。而且，洪天貴福“將頭髮熨卷，裝扮洋人”，也是得以逃脫的重要原因。隨後，洪天貴福在劉慶漢等人保衛下，從淳化經東壩到達安徽廣德，彼時人數不過數百。數日後，洪天貴福又被黃文金接到浙江湖州，訂下自贛入鄂以圖西安的戰略。那麼，曾國藩是怎麼報告的呢？南京城破后一周，他說：“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后，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城破后，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等語”；然則，此段關於洪天貴福的報告純屬誤報。首先，“乘夜衝出”的人眾中，就有“偽幼主”；其次，“舉火**”純屬瞎話。當然，曾國藩未必有心造假；他根據李秀成被捕，其他頭目被“殺斃”的確實情況，以及“城內各賊”關於“偽幼主”“舉火**”的供稱，進而推測洪天貴福這個弱質少年逃不出湘軍的包圍，不能不說把握很大。加之湘軍苦戰經年，於封功賞爵，皆翹首以待；若單為落實這個細節而延誤奏舉功勛的時機，實在不得人心。因此，他犯了一個平生避之唯恐不及的妄語戒。根據這份報告，清廷乃確信湘軍立下了“次第蕩平，殲除元惡”的大功，於是“特沛殊恩，用酬勞勩”，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個爵位。但是，如前所述，湘軍此役不過“次第蕩平”而已，於“殲除元惡”尚功虧一簣。那麼，嚴格來說，這是欺君蒙上的罪過；寬容一點，也逃不過欺功冒賞的指責。這份報告，就好似沒有會計師簽字的公司財報，經不起嚴密的審計，一旦有人舉發，必將招致監管部門的嚴厲處罰。很湊巧，左宗棠就做了這個舉報者。他在七月六日彙報湖州軍情的奏摺中，毫不留情的揭穿了曾國藩的“謊言”：“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偽幼主洪填福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二十六日，堵逆黃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賊黃文金、楊輔清、李元繼等皆積年逋寇，賊數之多約計尚十餘萬，此次互相勾結，本有拚命相持之意；茲復借偽幼主為名號召賊黨，則其勢不遽他竄可知。且江西兵力漸集，李世賢、汪海洋諸逆如不得逞於江西，則遁入浙、閩，復與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對照前引李秀成、洪天貴福的自供狀，可知左宗棠關於洪天貴福蹤跡的情報十分準確。惟他推測太平軍將在浙、閩匯合，與實情有出入。“借偽幼主為名號召賊黨”，這一句話最厲害。前雲星火燎原，是清廷上下最不放心、最為懼怕的局面；經左宗棠此番“可知”、“未可知”的渲染，竟好像立即要成為事實，中樞不由得要回過頭來追究曾國藩謊報戰績的責任：“據曾國藩奏：洪福瑱積薪**；茫無實據！似已逃出偽官。李秀成供：曾經挾之出城，后始分散；其為逃出，已無疑義。湖熟防軍所報斬殺凈盡之說，全不可靠！著曾國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並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語氣很嚴厲；不僅斥責前次報告“茫無實據”、“全不可靠”，而且要“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剛剛犒獎三軍，這會竟要擇員參辦，就像國際體育組織根據葯檢報告收回違禁選手的獎牌、獎金，並加以禁賽若干年的處罰。於理則當，奈何情不能堪？承認“偽幼主”果未“殲除”，則前此功賞必須返款退稅，湘軍整體名譽也要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南京克複之後，曾國藩已經着手裁撤湘軍，正為缺少遣散費發愁，幸而朝廷賞賜了大量虛銜、功牌和雀翎，稍可以暫時的榮譽感彌補將士們在物質回報方面的缺憾。現在陡然追究“防範不力”的責任，則竟連精神鼓勵也吝嗇起來，作為統帥的曾國藩不得不擔憂比太平天國的死灰復燃更迫在眉睫的問題——軍營嘩變。因此，他不得不“霸蠻”將朝廷的指責頂了回去：“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云：‘金陵餘逆漏出數百，亦有數千之說’；臣再三推詳，由金陵至廣德，縣縣有兵，層層密佈；其中如駐句容之劉銘傳、駐溧水之王可陞、駐建平之李榕、駐東壩之鄭魁武，皆曉事不欺之人，又奉嚴防逸賊之札。若謂洪福瑱僅帶零賊剃髮潛遁此數處者，或不知之；若賊至二三千之眾，而謂此數處一無聞見，既不截剿，又不稟報，此事理所必無也。臣觀附近各縣各將之無稟，證以李秀成之親供，逸出漏網之賊，多亦不過數百。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現派蓄髮降卒四處訪查，不欲僅以難民之言為憑，尚未訪有端倪”；要將指責頂回去，除了針鋒相對，別無善策。當然，針鋒相對者，不能衝著中樞，而只能逐條批駁左宗棠的“舉發”。左宗棠來信說洪天貴福一行“亦有數千之說”；參以前引洪天貴福自供，實不過數百人，然則左宗棠措辭稍涉誇張。且其語出自難民之口，證據可信度自然下降。於是曾國藩列舉南京東南城鎮守將，說他們都是“曉事不欺之人，又奉嚴防逸賊之札”，必不可能讓數千敵軍招搖過市；由此證明左宗棠打的小報告不盡切實。在此事並無第一手可靠證據（例如探報、例如降供）的情況下，辯論證據的可信度，不得不使用邏輯推理。曾國藩此番推理，所謂“零賊”“潛遁”，守將“或不知之”；若“二三千之眾”，則“事理所必無”，倒也歪打正着，符合實際情況。由此，他雖不能全部推翻左宗棠的“謠諑”，但也削弱了其質證的分量。更精彩的自辨，還在後頭：“至防範不力之員弁；是夕，賊從缺口衝出，我軍巷戰終日，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礙難查參。且杭州省城克複時，偽康王汪海洋、偽聽王陳炳文兩股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尚未糾參；此次逸出數百人，亦應暫緩參辦”；朝旨所謂“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即打狗不問主人、不看僧面亦不看佛面之意，其意乃在警告湘軍統將甚至曾國藩本人。但實質性的傷害，則落實到全軍的士氣；苦戰十年的湘軍，大功甫一告成（雖不無缺憾），即因難民之謠（並未確切證實）遭受磨折甚至懲罰，實在有傷士氣甚至釀成嘩變。所以，曾國藩借口“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順勢將“防範不力”的責任人由具體的“員弁”轉變為抽象的“我軍”，援法不責眾之義，使此條懲罰意見落空。這種實者虛之的文字遊戲和詭辯技巧，不得不令人佩服。接下來，他又揭出左宗棠克服杭州時數萬太平軍逃出的舊創，衡以南京“逸出數百人”的事實，理直氣壯的質問：“尚未糾參”前者，何能“參辦”後者？左宗棠只是輕輕摸了他一下，曾國藩反手就是一記響亮的大耳光；然則，前此曾國藩安慰郭嵩燾，所謂彼與左宗棠辯難，“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是耶？非耶？當然，善辯者從來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作為參辯宗旨，決不作出沾沾自喜的驕浮姿態。所以，此摺末尾特意安排一段神來之筆：“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該逆大開十三門，每門衝出數百人，不僅由缺口一路，官軍亦未必能悉數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鄉民爭匿，羈延時刻，官軍亦未必能既脫復擒。今之逆賊無幾，渠魁就擒，蓋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做事情，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一種風格；寫辯詞，尤其要能領會迅雷風烈之後天淡雲閑的妙趣。整篇都是筆挾風雷，讀者初則驚懾，終覺酷薄，口雖噤而心不愜，理雖窮而情必恨。辯論之旨，固不在求勝，而在於解紛；若由此樹敵（不論敵人或敵意），尤非善辯者初衷。因此，在通過演繹邏輯、比照事實等手法立於不敗之地后，善辯者必然要化剛為柔、轉巧為拙，為對方留一地步，為全局開一境界，如此方能於事有濟，得理而不傷人。曾國藩此摺結尾，將湘軍浴血奮戰、克城擒賊之功勛，全歸於今上之“福”德；將兄弟二人嘔心瀝血、運籌決戰之勞苦，全歸於微臣之“幸”運。讓功的同時，卸掉責任；避謗的同時，邀得諒解。左宗棠性情亢直，或不罷休；但是，中樞固已視之為得體、合理的解釋，此後便不再追究縱敵、誤報之咎，而將重點轉向浙、贛地區“截剿”“殘匪”的戰鬥。曾國藩此次辯難，本意只在回應中樞的責備，並不介意左宗棠的質證；今既獲得中樞的諒解，可算功德圓滿，自毋庸再與“因忠而憤，以直而亢”的當代孔明爭一日之短長了。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曾國藩為開脫“偽幼主”逃逸之責，說浙軍克複杭州時，太平軍“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尚未糾參”；畢竟對左宗棠和楚軍造成了極深的傷害。左宗棠本是好辯且善辯之人，值此“予不得已”之際，勢不能偃旗息鼓，裝聾作啞。其辭略謂：“臣戰餘杭，蔣益澧戰杭州，屢次破壘獲勝；臣奏兩城賊勢窘蹙，並未以賊數眾多為言，每與交戰，逆賊多不過一萬數千而止。迭次奏報甚詳，尤堪復按。曾國藩稱：‘杭城克複，十萬之眾全數逸出’；所謂‘十萬’、‘全數’，果何據乎？兩城之賊於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竄出，官軍皆於黎明時入城；夫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而謂賊眾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雲杭賊全數出竄，未聞‘糾參’；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圍，而杭、余則並未能合圍也；金陵報殺賊凈盡，杭州報首逆實已竄出也。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至若廣德有賊不攻、寧國無賊不守，致各大股逆賊往來自如，毫無阻遏；臣屢以為言，而曾國藩漠然不復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復商請調兵以攻廣德，或因厭其絮聒，遂激為此論，亦未可知。然因數而疏可也，因意見之弊遂發為欺誣之詞，似有未可。臣因軍事最尚質實，固不得不辯；至此後公事，均仍和衷商辦，臣斷不敢稍存意見，自重愆尤”；各軍分守汛地，最不痛快的事情就是鄰省軍隊貪圖攻克城池而不追剿逸敵：彼則因功受賞，己則忙於應付越省之敵，勞而無功，敗則受罰。故有敵自鄰省來，莫不誇大其數，先為日後戰績留一地步：勝，則是力抗大股強敵；敗，則是力有不逮，情有所原。曾、左關於杭州逸出“賊”數的爭論，其歷史原因即在於此。浙江毗鄰安徽、江西，後者俱為兩江總督轄地；杭州、餘杭的太平軍撤退後，“出竄”皖、贛，兩地防軍向上報告，自然要將數目誇大幾分。杭州失守，太平軍守將陳炳文在浙、贛“往來”“裹挾”一番，並曾與李世賢匯合；後向鮑超投降，其花名冊有數萬之額，也在情理之中。但據此說這些降眾就是在余、杭城破的“片時”，從“一門”逃出來的“逸賊”，似又不盡符實。故左宗棠要說：“果何據乎”？“殆無是理”。曾國藩復奏，舉出浙軍漏“賊”，“尚未糾參”的例子，要求對湘軍“暫緩參辦”；左宗棠則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南京被曾國荃圍得“鐵桶”一般，尚不能防止洪天貴福的突圍，杭、餘一直未能合圍，被陳炳文、汪海洋率眾逃出，自亦無可厚非；曾氏兄弟前此報捷，說已將敵軍頭目“全行殺斃”，“偽幼主”則“舉火**”，左宗棠於克複二城后寫的報告，則清楚說明“首逆實已竄出”。相形之下，左宗棠倒是可以援引南京陳案為己開脫，曾國藩卻不能通過揭發杭州故事為己辯白。故左宗棠要反唇相譏：“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臉面既已撕破，則不妨把話說透。洪天貴福逃離南京后，在湖州、廣德間往來自如；湖州被浙軍收復后，他又從安徽跑到江西，這不就證明了曾國藩在皖、贛本轄內的防務佈置大有缺漏？早在去年，左宗棠就在奏摺中委婉批評過曾國藩在皖、贛的防務計劃，私函中則直接批評曾國藩佈置失當，說他過於保守，“機勢反滯礙而不靈”，甚至用前任欽差大臣周天爵“我以速戰法，賊不如法而來”的笑話來諷刺他。故左宗棠對曾國藩進行“精神分析”，說他“因意見之弊遂發為欺誣之詞”。前論曾國藩摺，堪作善辯的典範；今觀左宗棠片，也是能言的楷模。曾國藩的辯詞勝在邏輯縝密和結構巧妙，左宗棠則根柢事實，氣勢更盛；洪天貴福出逃、皖贛防務疏漏的“實在情形”，則為左宗棠的辯訟增加了分量，這也是曾國藩無可遮擋的軟肋。英雄相惜，自能生成一種祥熙光景；英雄相爭，則無處不是肅殺氣象。倘若不加制止，任二人往複辯難，愈演愈烈，勢必至玉石俱焚而後已。因為，隨着辯論的深入，雙方辯手已不再就事論事，而向揭老底、糾私念甚至人身攻擊的方向發展。如果現在是“太平有象”的局面，對作為辯論裁判的中樞來說，最有聲望的兩位疆吏展開互相攻擊，必然是一件喜聞樂見的好事。因為，中樞在調停折中之間，可以通過名正言順的獎懲處分進行政治權力的調整，改變因叛亂造成的中央與地方、文官制度和軍事力量的失衡局面。但是，大局未定，中樞並不敢冒險，只能放棄這次難得的機會：“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該督（謂左宗棠）於洪幼逆之入浙則據實入告，於其出境則派兵跟追，均屬正辦。所稱‘此後公事仍與曾國藩和衷商辦，不敢稍存意見’；尤得大臣之體，深堪嘉尚。朝廷所望於該督者，至大且遠，該督其益加勉勵，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此條廷寄，指定發給左宗棠、楊岳斌和沈葆楨三人“伏讀”，但是，“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卻是針對曾國藩而言。如上所述，限於時勢，中樞不能藉機斬殺事權過重的曾國藩的威風；而左宗棠此次抗顏直辯，要求洗刷曾國藩的“欺誣”，中樞又不能不予交待，故示以“不欲苛求細故”的寬厚宗旨，先穩住左宗棠再說。但是，此語尚有更微妙的意味：雖說此份廷寄只是定向發給左、楊、沈三人，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這句話必然會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曾國藩的耳中；曾國藩一旦聽聞，必然有所警醒，庶幾能起到儆戒的作用。這就是中樞在諭旨中加入此語的微意。通觀曾氏日記詩文及可信的筆記史料，可知他無心弄權，遑論造反；但是，歷史上的篡奪案例以及統治者的嫌猜本能，決定了中樞絕不敢完全相信任何一個實力派大臣，故隨時隨地的敲打這些大臣，成為吾國政治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場面。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統治者與生俱來的秉性，有利也有弊。有的人因為這種經常的警告，消除掉一切邪念，作了“一代名臣”；有的人忍受不了這種猜疑，急流勇退，國家失此賢才；有的人憤憤不平，發現在上者“技止此耳”，乃萌發“彼可取而代之”的壯志。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誰，一旦感受到來自中央的猜疑，心情都不會愉快；若能探測到引發這種猜疑的具體個人，再寬容再大度，他也會致憾於此人。曾國藩未能免俗，在此事上要深深致憾於左宗棠。繼咸豐七年的“終制”事件，曾、左二人迎來了雙方的“七年之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