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論奪情

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曾國藩父曾麟書卒。十一日，訃至江西瑞州湘軍大營。十六日，曾國藩上報憂摺，請假守制。旋即不待批准，於二十一日離營回湘。清制：官員父（母）喪，則應離職回籍，居喪三年（丁憂二十七個月後除服）。督、撫、司、道等重要官員，或者軍務在身官員，如欽命不準離職居喪而令在職守制，則稱為奪情。曾國藩時為兵部右侍郎銜，且督辦軍務，依例不得擅自回藉奔喪，而應請示朝旨再行定奪。他竟置江西軍務而不顧，不待准假，遽行回鄉；其原因乃如本書《每聞春風之怒號》一篇所述：曾國藩以客軍寄食江西，與地方官齟齬，又得不到朝廷的諒解和支持，軍事、餉事俱無起色，遂藉口守制，不待命而行。然則，曾國藩此次奔喪是一種任性、衝動、不負責任的負氣之舉。左宗棠聞知此事，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對他這種“逃兵”行為進行譴責：“《綱目》一書，於奪情題后一事，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所以重綱常、維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經義直捷了當，更無可疑；誠以兵禮、喪禮同一凶事，並無所謂希榮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際，事機急迫，有萬不能無變者。順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則世俗所謂‘奪情’者，乃聖賢所謂‘遵禮’，又何擬議之有？”《綱目》，即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是吾國“正名學”的集大成著作。其論“奪情”要“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則根源於《禮記》：“金革之事無辟（通避）也”一語；這句話怎麼解釋呢？唐人孔穎達《禮記正義》曰：“此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恆禮，故從權事”；“經”，是原則；父母喪，居喪三年，就是原則。但是，“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恆禮”，公事和私禮發生衝突，怎麼辦呢？原則是死的，人是活的，這裏就要引進一個“權”的概念。“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原來，在非常時期，“反於經”而“從權”，乃能“有善”。故國家有“金革之事”（即戰事）的時候，涉身軍務的“孝子”（兼忠臣）就毋庸遵守居喪三年的“恆禮”，而應遵循堅守崗位、繼續戰鬥的“權禮”。故左宗棠說：“世俗所謂‘奪情’者，乃聖賢所謂‘遵禮’”；他根據“經義”立論，預先杜絕了曾國藩恤於人言（即“擬議”）的借口。前此，曾國藩歸藉之時，已經知會在湘籌餉的左宗棠，說明此次回鄉的三個理由。首先，奔喪守制，以盡人子之道；其次，“臨戎以來，過多功寡，不可以古之饒幹濟者自比”；第三，“大局較前為佳，己可不出”。第一條理由，被左宗棠用“金革之事無辟”駁正；第二條，表面上是說自己德寡能鮮，無濟於大局，實則透露了一腔怨氣無處發泄的消極情緒。第三條，則純乎負氣昧心之談；當日大局：江西大半被太平軍佔據；江南大營屢被攻潰，岌岌可危；安徽境內名城多“淪於賊”，實在稱不上“較前為佳”。左宗棠此信，尤其對第二條理由進行了重點批判：“子無賢、智、愚、不肖，其有父一也。遭父之喪，其不可奪情一也。今謂賢、智可奪情，而愚、不肖不可奪情，此何說乎！老兄之於兵事，誠不敢謂其有功無過，然竭其心與力所可到而黽勉為之，此念尚可見諒於朝廷；又時局所值，亦有非心所能慮力所能赴者，天下之人亦未嘗不共為諒之。……孝子之於親也，不以病不起而廢藥石；忠臣之於君也，不以事不可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諉之”；罵人，最毒的就是誅心；打人，最狠的就是打臉。左宗棠就做到了這最狠的兩點。你曾國藩不是扭捏作態，說什麼“過多功寡”，不宜比照“饒幹濟者”實行奪情么？那好，我就告訴你，你還真就是個“過多功寡”的“愚、不肖”者。但是，承認自己“愚、不肖”就搪塞過去了？沒有。人皆有父，你“愚、不肖”可以不奪情，比你賢明比你聰明的就該奪情；這是什麼混賬道理？再說了，人蠢一點沒關係，“過多功寡”沒關係，運氣不好也沒關係，只要“竭其心與力所可到而黽勉為之”，朝廷與天下之人“未嘗不共為諒之”。可是，你怎麼做的呢？就像長輩一告病危，子女立即代為申請“安樂死”；國事一告不支，你立即就“奉身而退”，這還有人味嗎？這還有臣德嗎？因此：“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區區之愚，但謂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辨”；這等於是口沫橫飛罵了大半天，還不解恨，臨走前再重重揣上一腳。俗雲忠言逆耳，又雲打親罵愛；我講了一籮筐道理，自然是希望你迷途知返，再度出山。但是，希望你出山，並不是認為你“一出有濟”，就能扭轉頹局。地球缺了你照樣轉悠，大局沒有你也不至於立馬崩潰；我希望你出山，不過是篤於友道，不忍看到你成為一個“非禮非義”的人而已。前面的斥責，未嘗不能理解為諍友激憤的勸諫，對稍有氣量的人來說，剔除掉那些過當的成分，尚可視為愛之深恨之切的激將法。而且，內心深處，未嘗不能將之轉化為一種被需要的虛榮；畢竟，我再愚再不肖，前線還是需要我，國家還是需要我。可是，最末這句“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竟將曾國藩聊以遮羞的最微薄的一點虛榮（自尊）也盡行剝奪。你讓他臉往哪兒擱？一般來說，罵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左宗棠前面罵了那麼多，罵得那麼狠，其目的無非就是讓曾國藩趕緊回到軍隊中去。然則，罵到“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敢知也”，立即打住，轉而說幾句軟話，如“老兄之出必有濟，則我所敢知”之類，恰如給曾國藩遞上一根竹竿，他難道不感激萬分的“哧溜”一聲就滑下台來，還非得呆在上面遭受臭雞蛋西紅柿的襲擊？左宗棠偏不，他反而要將整個檯子都拆掉，逼得曾國藩只能從那高台之上直生生摔將下去，跌得個鼻青臉腫屁滾尿流。人，或多或少，都有點自尊；曾國藩作為宋學出身的高官，自尊指數更當高於平均指標，至此，一點自尊都不給他留下，他不和左宗棠絕交才怪呢。絕交，首先就要絕音問，故左宗棠此信發出后，曾國藩就沒給他回信。事後，左宗棠也發現這番話說得太狠了：“滌帥自前書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忠告而不善道”，即能剛不能柔，得理不饒人，正是左宗棠一貫的風格。這時候的曾國藩，尚未完成由申韓之學向“禹墨為體、庄老為用”之黃老之學的轉變，故不能即刻原諒左宗棠的“不善道”。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守墓“讀禮”，曾國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術愈柔，其道愈廣；咸豐八年六月，奉旨援浙，他經過長沙，與左宗棠在一周之內數次深談，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兩年後，發生樊燮事件，曾國藩幫了左宗棠一把。在諭旨密詢如何使用左宗棠，“俾得盡其所長”時，曾國藩復奏：“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一年後，朝命曾國藩節制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四省軍務，他一面力辭，一面極力保舉左宗棠：“（左宗棠）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應請皇上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該省主客各軍均歸節制”；旋即奉旨：“浙江巡撫著左宗棠補授”。經過“奪情”、樊案兩次風波的考驗，曾、左二人的關係在此時達到最為融洽的程度。尤其是曾國藩，不但做到了“不念舊惡”，還做到了左宗棠輓聯所謂的“知人之明”，並由此體現“謀國之忠”的襟懷。但是，過此之後，曾、左這對命中注定的“冤家”因公因私兩度交惡，又着實印證了左氏輓聯所謂的“攻錯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