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經歷

王蒙食無味、寢無眠，前思後想，不知自己有什麼罪過。最後還是想出了一條：自己太狂妄了，不狂妄，年紀輕輕，能寫出那麼多小說來嗎?近些年來，王蒙時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當初你發表《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不是**還說過話嗎？怎麼你還被打成右派？”王蒙說：“我不知道，我怎麼知道？不是我自己把自己定成右派的。”1957年11月，正在七三八工廠做團委工作的王蒙，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突然受命去北京團市委參加“學習”。領導對他說：“這次要解決你的思想問題。”這一去，他便不斷地學習，不停地檢討，但是最終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下了什麼罪過。最後開了整整一天批判會。會開得規模很小，只有五個人。會也開得很文雅，大家說話細聲細氣，只是一切“問題”都被猛烈上綱上線。1958年5月，王蒙終於被戴上右派帽子。這一戴就是21年。當時的王蒙情緒一落千丈，多少天食無味，睡無眠，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問題的癥結。最後還是想到了一條：自己太狂妄了。不狂妄，年紀輕輕，能寫出那麼多小說來嗎？一段時間以後，他對我說：“我自幼受黨的教育，現在黨給我戴上帽子，就要戴上，這是紀律，也是對我的挽救與一種特別方式的教育。現在需要改造，我就應服從，好好改造……”我知他這是不想拖累我，讓我跟他劃清界限。然而，我卻無論如何想不通，在我眼前明明是一個堂堂正正、才思過人、有正義感、有理想的好人，為什麼偏偏要睜眼說瞎話呢？我不去想，我也想不通，我依舊是，我行我素。1958年5月，我成了自由人。（我自己的事，暫且不說。）王蒙右派期間的生活被寫進他的長篇小說——《失態的季節》。1958年上半年，“聽候處理”的王蒙在北京少年宮當小工，學手藝——和泥遞灰，拋磚供瓦，抹牆抹地，身體單薄的王蒙竟然可以勝任重體力勞動。他很有些歡欣鼓舞，驕傲地說有一次跟別人比賽挑磚，竟比得對手閃了腰。秋天，去門頭溝區齋堂公社軍響鄉桑峪生產隊參加農業勞動。1959年，在門頭溝一擔石溝造林大隊，進行勞動鍛煉。1960年秋後到1961年在大興縣三樂庄北京市委所屬的副食生產基地，集中勞動。1961年冬季，王蒙被榮幸地摘帽，“回到了人民隊伍”，但仍被稱為“摘帽右派”。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對於“摘帽右派”一詞，他有一個獨特解釋，他說，“摘帽右派”一詞的構成與特色極近似於“原部長”或“前部長”，人當了原部長、前部長，就成了刀槍不入，金剛不壞之身，也就是說無法再改變、再免職了。就像成了摘帽右派以後，也就永遠無法再摘帽子了。摘的結果是無法摘，前和原的結果是永遠的永遠。他喜歡搞這些個文字操練，真沒有辦法。1959年春節，他有幾天休假，便建議我與他一道去桑峪探望農民老鄉。他始終認為農村和農民都是很純潔的。我當然很樂意去，並且做好了一切準備。但沒想到的是，遭到了許多阻攔，“他那兒是什麼地方你不知道嗎？”“你怎麼可以在過年時到一個右派改造的地方去？”“你的立場哪裏去了？”最使我感到難以接受的是，說這些話的不是別人，都是我的一些親人。為這事，我和他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我決不會屈服於他們的壓力，決不接受他們為我所設計的態度和做法。我選擇的是與王蒙同甘共苦。大年初二，我們坐了百十里地的火車去桑峪。一進村口，王蒙忽然顯得慌張起來，很不自然，不停地催我快走。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在一起使他覺得慚愧？自己沒有權力與妻子共同歡度春節？我被匆忙領到老鄉家，也許這樣更安全，能避免更多的麻煩。雖然平日我們有很多的話，但是，這樣的氣氛中，只有沉默寡言。我仍然要感謝當時的那位老鄉，在我們最困難時，接納了我，並為我做了熱騰騰、香噴噴的黃米面黏糕。至今，回想起來仍令我感動。我還做了一件常人無法做到的事，就連當時的王蒙都感到驚訝。1961年，王蒙在三樂庄勞動。這一年很關鍵，因為在頭一年，“表現好”的已經摘了帽子。而王蒙仍然沒有摘帽。當年的五一節前幾天，我計劃去三樂庄看王蒙。我知道，越是五一、十一，他們這些有問題的人愈是不允許回城。於是我特意去國際友人服務部買了一盒他喜歡吃的點心。五一凌晨，我換好衣裳，穿上結婚時買的一雙半高跟、式樣很入時的鹿皮鞋，提着食品兜，向南郊方向進發。我在體育館路西口與紅橋的交界處乘上有軌電車。街上的人逐漸多起來，男男女女南來北往，頗有點兒節日的氣氛。我在永定門下了電車，換上長途汽車，在大興縣的西紅門大隊下了車。穿過馬路，隔着麥苗已經返青的農田，遠遠看到一片平房，心想這就是王蒙他們的生產基地了。走過農田，來到生產基地，遠遠望見一個人，正從一道斷壁后繞過來，向北邊的房子走過去，突然又停下不動了。那不是王蒙嗎？我急忙加緊步伐，可那雙半高跟鞋實在讓人走不快。我走到他面前，興奮不已，說：“真巧，你在這兒。”王蒙看了看我，面部平平，沒有一點喜悅的表情。只是愣愣地說：“你怎麼來了？”“我來看你啊。”他心事重重，好像沒聽進我的話。“你們住在哪兒，我還給你帶了點心。給！”他躊躇着，一時不知怎樣才好。過去，談起他的改造生活，王蒙總是把它形容成一次神奇的旅行或者一次偉大的洗禮……但是眼下，王蒙看着他們的那間房，好像很擔心此時會出來一個人。他緊張地說：“你快走吧！”“我，我要看看你住的地方，你是怎樣生活的？”王蒙很為難，又不忍心立刻讓我離開，只是緊張地說：“你看一下就走吧，他們都是右派，你，你不要太熱情……”我不加思考地就跟他走進房間。房子雖多，但他們全集中在一間裏，房裏空氣的污濁難以形容。“右派”們都坐自己的床鋪上，埋頭寫着什麼。我一進去，所有的人都抬起頭，看着我，像是看一個外星人。“你們好！”我不敢太熱情地問了個好。“啊，啊！”一兩個人對我的問候有一點兒淡淡的回應，其他人仍低頭做自己的事。王蒙示意讓我離開，我退了出來。他勉強跟出來，說：“你快走吧，我不送你了。”說完轉身就回去了。直到今天，我才了解到王蒙在那個非常時期，受到一些非人的待遇，他默默獨自承受。不願我為他擔心。當然，王蒙能從逆境中挺過來，還因為他“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他覺得他選擇了革命，同時就選擇了曲折和艱難。這一切不完全是外來的。王蒙常常說：“我個人有個發現，在嚴峻的日子裏，家庭的功用實在是無與倫比。僅僅政治上或工作上的壓力是不會把一個人壓垮的，凡是在那不正常年月身殺身亡的人幾乎無一不是身受雙重壓力的結果。即是說他們往往是在受到政治上的打擊與誤解的同時又面臨家庭的解體，在家庭里受到眾叛親離的壓力。反過來說，身受政治與家庭兩重壓力而全然能挺過來的實在不多。有許多寶貴的人才，可愛的人物身處逆境而終於活過來了，健康地活過來了，我想這應該歸功於他們的家庭和家人。是家庭和家人使身受嚴峻考驗的人得到了哪怕是暫時的溫暖，得到喘息，得到了生活的照顧，得到無論如何要堅強地活下去的信息和耐心。”王蒙為自己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