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婚禮

我們結婚後1年，王蒙就成了“右派”，當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可以想像婚禮的氛圍，但少不更事的我們，還是沉浸在歡快與幸福之中。初戀時，我們不懂得愛情。我與王蒙的感情也有過反覆。那時我還是個學生，情緒不穩定，變化無常。曾一度中斷了和他的聯繫。但我們再度合好卻頗為神奇。1956年，我在太原工學院讀書。3月末的一天上午，課間休息時，我來到學校的前門庭院，無意間看見黑板上寫着“王蒙”兩個字。我很好奇，原來是《火花》編輯部正在尋找小說《春節》的作者王蒙，誤認為王蒙是太原工學院的學生——小說的主人公自稱是太原工學院的學生。第四節課後，我顧不上吃飯，一口氣跑到解放路的新華書店，在閱覽架上找到當年3月號的《文藝學習》，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說《春節》。我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直接坐到了閱覽架的地上。小說中的“我”，呼喚的不正是我嗎？我完全沒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謹，立即給王蒙去了一封信。我想不管我過去讓他承受多大的委屈，看了這封信之後，他也會迫不及待回信的。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迴音。出乎我的預料，信如黃鶴，一去杳無音訊。那年暑期，在我即將離京返校時，王蒙突然來到我家，我非常驚訝。他怯生生地說，“我們出去散步吧！”我們一時無話，默默地走着。一陣沉默后，王懞直率地說，在沒有我的日子裏，他的生活難以想像。我問我自己，沒有王蒙的日子，我不也是同樣?感謝“命運之神”賜予我的厚愛，我和王蒙最終走到了一起。分別後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離家出遠門來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複習功課。一陣腳步聲后，有人在敲門。沒有想到王蒙站在門口。“你怎麼這麼快就來了?”我說。“我來了不好嗎？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我把他介紹給幾位女同學，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認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選，勸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我領他參觀了我們的新校園，又看了看侯家巷的舊舍。他卻不無遺憾地說：“我沒上過大學，大學生活多好。”在校園裏，我們照了許多相。可惜膠捲衝出來后，卻是一片空白。原來是膠捲沒有上好。那部相機是王蒙用第一筆稿費買的，蘇聯製造，鏡頭還好，只是裝膠捲太麻煩，需要在膠捲邊緣剪裁下來一個糟，才能上好，這也是用了好久才總結出來的。儘管沒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時的記憶。那次我們還去看了丁果仙的晉劇《棒打蘆花》。一到聲調高亢的拖腔時，王蒙就興奮地鼓掌。我倒覺得過於刺耳。散戲后沒車了，從柳巷到學校大約有七八里路，我們便步行回校。一路下來走到移村的橋頭，這座橋是新建的，橋的另一邊就是我們的學校。過橋時，王蒙說：“哦，風好像小一些了。”我說：“哪裏風小了，是橋欄杆把風擋住了。”話未落音，他笑得前仰後合，“橋欄杆還能把風擋住？”他說。至今我也弄不清當時怎麼說出那樣的蠢話。以至這些年來只要我說話做事不太貼譜時，他總會說“橋欄杆把風擋住了”。那一次的經歷，我覺得很奇特。我體會到王蒙常說的一句話，“分手以後的團聚，是命運給人的報償。”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為何不平靜?不平靜就像我愛人，那一顆動蕩的心。……在流行唱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我躊躇不定。那年我才是個大學三年級學生，還沒獨立，還沒有條件考慮婚事。然而王蒙接二連三的來信，我想，那時候他的文學天賦和語言能力真是幫了他的忙。頻繁的信件來往，有時甚至一天兩封，而每封信都像詩，都像散文，親近、體貼，又充滿才華和理性，讓我無法也無力拒絕。在他頻頻的求婚攻勢下，1957年1月28日，舊曆臘月二十九，我們結婚了。婚禮是在我們的住所舉行的：北京小絨線衚衕27號前院南屋。現在看來，那是兩小間破舊歪斜的房子。紙糊的頂棚上常常有老鼠爬來爬去，一年四季見不到陽光，與鄰房一點兒也不隔音……但我們已經是興高彩烈。精心地在房子裏安置了幾件還算體面的傢具：軟椅、轉椅、手搖留聲機、玻璃門書櫃……婚禮沒有任何儀式，沒有主婚人，沒有伴娘、伴郎和牽紗童。綠色鑲花邊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禮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藍色海軍呢的中山服。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醬麵，用餐時沒有來賓。王蒙那個時候對於熱鬧的婚禮有一種特別的反感，所以，我們的婚禮，王蒙根本就沒有告訴幾個人。另外，當時王蒙剛調動工作，與新同事來往還比較少，與熟悉的老同事之間，還因為特殊時期，處在一種不正常之中……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已經醞釀著一場風波，涌動着一股暗流。輿論對王蒙非常不利。我們選這個時候結婚，許多人不來很自然。當天下午，親朋好友來祝賀，送來花瓶、相冊、衣料、書籤，這些禮品在當時已很珍貴。但是我仍然覺得，婚禮不應該這樣冷清，我隱隱有種不祥之感。客人們說說笑笑，雖然桌上擺的喜糖、花生、脆棗現在看來都很低劣，卻沒有影響大家的興緻。我的很多同學是第一次參加別人的婚禮，除了問安、祝福以外，顯得有些矜持。王蒙提議，我們一起聽唱片吧!我們放了蘇聯的《列寧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曲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還有《意大利隨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奮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陽》。大家恭維他可以當歌唱家。或許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這是當時學生們最愛唱的歌。在同學的祝福聲中，我們度過了一個特別的婚慶。婚後不久，1958年初，王蒙在“等待處理”期間，去景山少年宮基建工地當小工。後來我們的房子作了調整，跟王蒙的母親一起住後院。房子是一明兩暗，我們住一間，還算有自己的一個小窩，但是很快情況發生了變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桑峪一擔石溝勞動，這期間我經常回到我母親那邊住。而我們在小絨線的房子也因此沒有了往日的溫馨。那段時期，王蒙從山溝回來，我們倆很難相遇。據說上面擔心這些改造者如果預先知道休息日，會有問題，所以一般是當天宣佈，當天開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兩三天，在這極短的時間內，他徒步翻山越嶺(這樣反而快，在公路上等長途車倒慢。)，花去半天時間，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儘快找到我，上哪邊去找呢？到孩子姥姥這邊，我卻在奶奶那邊等他，當他趕到那邊，我又回來了。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裏做同一個夢，給我打電話，不是電話號碼錯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陣子，說話的人不是我，於是又開始不停地重撥。1989年他卸任部長以後，寫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是《我又夢見了你》，裏面記述了這個情節。我知道，這中間包含着我們共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