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間決定

5分鐘時間，決定舉家西遷新疆——那個被認為自古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且一呆16年，王蒙用29歲到45歲的黃金年華在新疆寫下4個大字“第二故鄉”。當外人問起我是怎樣去的新疆。恐怕沒有人能想到過程是這樣輕而易舉。1962年秋的一天，我正在109中學上課，課間，有我一個電話，是王蒙打來的。——我正在會上，號召作家們到下面去，我們去新疆好不好？——我同意。——你同意，我就請新疆的代錶王谷林給聯繫了。——孩子呢？——一起去啊，全帶上。……前後不到五分鐘，就定下了舉家西遷的大事。然而，放下電話，我卻感到有些心慌，氣血一直往上升……新疆，多麼遙遠的地方，而我們基本上是沒有出過遠門的！但我理解王蒙，正因為從來沒離開過大城市，沒有離開過北京，我們就有一種對於遙遠，對於邊疆，對於遼闊國土的嚮往，用他的話來說，這裏有拼搏，有冒險，也有自信。王蒙悄悄對我說：“有本事走，就有本事回來。敢遠走高飛，就敢做出一點成績。如果什麼都沒做成，一事無成，老死邊關，自然也心甘情願。”我倆商量定了，才分別告訴我們的雙親和朋友，自然遭到他們好心的勸阻。——在北京，你們才安頓好家，還不好好過幾天安定的生活。多好的地方也不如北京好。——怎麼還要帶孩子去？你們太年輕，異想天開，這樣考慮問題不實際。——如果一定要去，先讓王蒙一個人走，看情況，再考慮下一步。……親友的話不無道理，但王蒙能安於在北京師院中文系任教的平穩生活嗎?雖然他已博得學生們的喜愛，且擁有一個安逸的小家庭。但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改變我們的決定。1963年12月23日，全家向新疆出發。清晨，作家蕭也牧代表中國青年出版社來送行，出版社並派遣了車輛為我們代步。登上開往烏魯木齊的69次列車，找好座位，把精心攜帶的一瓶小金魚平放在桌上，然後打開窗戶，灑淚告別親朋至友。在嘈雜聲中，聽見人們議論：“還帶小金魚?”是啊!我們四口之家，兩個年幼的兒子——5歲的山，3歲的石，再加上必不可缺的行李包裹，“陣容”已夠龐大的了。但是，金魚非帶不可。那是王蒙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后養的。金魚陪伴我們，給我們增添了生活的樂趣。每日茶餘飯後，我們總是觀賞和羨慕它的自由自在。這回西遷，怎麼能不帶它?在火車上，我問王蒙：“我們什麼時候能回來?”“三、五年，頂多十年。”他毫不猶豫、自信地說。誰料到，這一去就是十六年!從二十九歲到四十五歲，王蒙把年富力強的十六年獻給了西域邊疆。坐了五天四夜的火車，終於在第五天的傍晚到達了烏魯木齊。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大雪迎面撲來。這一天是陽曆12月28日，快過新年了，天氣正冷。不時從冷氣中傳出風味全然不同的維吾爾歌曲，塗成藍、黃、粉、綠，色彩鮮艷的建築，讓人目不暇接。我們進入了異域他鄉。我們急速地環視四方，看不到來接的人。站台上的人們都穿着長、短大衣，帽子、圍巾裹得嚴嚴實實，有的還戴上一個大口罩，分不清男女老幼。我們牽着孩子，手捧金魚，從車首跑到車尾，又從車尾轉回來。感覺有點陌生、焦急，天真爛漫的孩子倒是很高興。大兒子王山乘興高歌：“冬天到，雪花飄，小朋友們穿棉襖，東跑跑，西跑跑，春天就會來到了!”我們抵達烏魯木齊已是深冬臘月，滿處是內地罕見的冰天雪地。友人說：你們為什麼這時候來？現在正是最冷季節。何不選一個好季節？這話不無道理，但當時，王蒙那股熱勁兒是等不及的。他這個脾氣至今不改，性情急，做任何事決不拖泥帶水，說辦就辦。在當時的處境下，王蒙清楚，有必要去一個新地方，尋找新的機遇。他要求速度，擔心夜長夢多，如果不是趁着文聯讀書會的東風把調往新疆的事辦好，今後，又有誰來過問他的工作安排？王蒙熱愛文學，也自信有搞創作的本事，然而他畢竟剛一發芽就被掐了尖兒，連一本書也沒有出過就成了右派。當時的王蒙又有什麼可能換一換自己的環境，換一換自己的工作呢？到了烏魯木齊，我們被熱情地接到文聯南門家屬院。一進院子，就給我們一種好感：一扇大黑門，經過門廳是個四合院，后跨院有一排很整齊的平房。院牆粉刷得潔白。其中有兩間房是縱深相通的格局，王谷林走到這間房前，止住腳步，“這就是你們的家。”邁進家門，一股暖流迎面而來，和在戶外冰天雪地的寒冷形成明顯的反差。我們立即感到周身溫暖。房間整整齊齊，連接裡外間的是一扇火牆。做飯和取暖用的火爐，是砌好的一個磚灶。爐灶內的火焰燒得正旺，原來是鄰居徐廣華兩天前就把火點起來了。很快，食堂做的餃子端了上來。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地介紹新疆羊肉如何肥嫩可口，新疆牛奶如何濃香醇厚，營養如何豐富等等。新疆購物按公斤計量，價格比北京高，但工資標準也高。初次與大家見面，王蒙非常高興。最後同志們為了照顧我們的休息，趕緊告辭了。陌生的環境帶來了新鮮與好奇，當然也帶來不適應，當天夜間王蒙就捂着肚子叫苦不迭。不知道是在從火車站到家的途中“喝”了涼風，當時烏魯木齊的氣溫是零下二十多度；還是新疆餃子的羊肉餡太肥；或許是太興奮了，第一頓的進食就缺少節制。幸好沒有釀成大病。第二天晚上，四條小金魚全都死了。說起來，當地人都問：“你們換水了?”答：“換了!”大家說，新疆的水硬，怎能不曬幾天再換水呢?本來在新疆，養魚就不容易的呀。王蒙相當掃興。金魚是不能適應新疆的水土了，人呢?人總應該比金魚強吧。沒有幾天，火牆也出了問題。王蒙添煤太多太勤，反而使煤得不到充分燃燒，不但火經常滅，而且燃燒不充分的煙鬱結在火牆的煙道里，使煙道很不暢通。隨着嚴寒的加劇，房間裏愈來愈冷了。我們沒有足夠的防寒物品，帶來的只有在北京時用的被、褥、衣、帽。於是趕緊添置了新疆毛氈，花50元為王蒙買了一件栽絨外衣。這件外衣他一直穿了十幾年，直到1979年，我們返回北京時，又把它傳給了正在新疆大學讀書的兒子。房外到處是冰，廁所好像一座冰丘。除了冰，看不到地面。茅坑深有10米，底部是一個大的連通池，望下去令人如臨深淵，望而生畏。使用時找不到可以蹬踏的一小塊地面，凈是高低不平的若干小冰峰。上街步行，原本是件極平常的事，可是對於初去的人，不亞於走鋼絲。大街小巷，處處是堅硬、光滑、污濁的冰，簡直令你寸步難行。尤其過馬路，更是提心弔膽，惟恐在你滑倒的時候，正好過來車輛。王蒙還算心細，他觀察了當地人走路的樣子，很快總結出決竅：勇敢邁開步伐，用力往下蹬地。王蒙打趣地說，到處是冰場，滑冰不用買門票了。當然，與這些小小的不適應相比，初到新疆的我們，感受更深的是同志們的熱情關懷。自治區文聯的同事、作家前來看望，幫我們整理行李物品。文聯的同志還為我們兩個兒子找好了幼兒園——自治區婦聯幼兒園。王蒙很快到《新疆文學》編輯部上班，立即適應了工作。關於我的工作，出了一點麻煩，因為人們想當然地認為我是教語文的，所以就為我安排了教授語文的崗位。其實，我是物理教師，而當時似乎烏魯木齊的中學不缺少物理教師。最後，有關部門與我商量，讓我到市三中去教地理，並打趣說，反正物理地理都有一個“理”字。於是，我當了三個月的地理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