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4）

此後不久，阿伍又帶我去過青塔一次。我還是不行。這天阿伍喝多了酒，笑着對我說：“難怪老弟一直是個純情男孩，哈哈哈，好好練童子功吧！”我立刻瞪了他一眼，自己先走掉了。後來他打電話來道歉，我也沒理他。我本來就心痛難忍，他的話還這樣傷人，戳到了我最敏感的地方。兩個星期後，他把我堵在了家門口，說：“你要怎麼樣吧，為這點事就真的要傷兄弟的和氣啊？”進屋后，阿伍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比劃着，表示如果我不原諒他，他立刻把他的武功也廢了。我笑了，說行啦行啦，就別太誇張了。他也笑，恭維我真沉得住氣，作為男人來說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倒下了，還失戀得像模像樣的。我轟他出去。他一邊倒退着走，一邊說：“你把我轟走了，只怕是你的小頭要真的留下病根了。”我停住手。阿伍重新坐下來，告訴我，他今天是專門獻“聯絡圖”來的。他已經打聽到了北京一流男科醫生２５０人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據說其中有個聖手，還是清末御醫的後代，現在是某領導的保健醫生，那個領導有能力跟一個女歌星爆出緋聞，一半拜這個聖手所賜。看見那張Ａ５打印紙上排得密密麻麻的名字，我一感動，就把實話告訴阿伍了。我說其實我也不是不行，那個問題頂多算個心理上的小障礙。前幾天還夢遺過一次。不過，我沒告訴他我夢見的是玲姐，只是告訴他如果跟夢中的那個女人在一起，就肯定能行。阿伍有點半信半疑，說：“以前只是聽說過這種事，但沒遇到過。反正我是誰都行的。”接着問起我的夢中情人是誰，還說只要不是他剛才提到的那個女歌星（那個領導有點惹不起也躲不起），別人，都可以探探路子。我笑了，打岔問他怎麼可能對那麼多女人都有反應。他說他也不知道，他小頭一充血，大頭就不管用了。我對小頭有時候管大頭的說法，現在多少有些認同。以前我只相信大頭管小頭，現在事實告訴我，我的小頭比大頭的忠誠度高多了。送走阿伍后，我有點心煩意亂的。對玲姐的想念忽然升騰起來，帶着鼻子的記憶，舌頭的記憶，牙齒的記憶……身體每一部分對她的記憶一起升騰起來了，直衝頭頂讓我很不好受。我已經二十多天沒跟玲姐親密接觸過了。離開醫院后，有十多天沒見過面。第一次從青塔回來后，我們連電話都很少打了。每次打電話，我都盡量表現得平靜而客氣。像很多男人一樣，我慢慢學會了讓看不見的傷口僅僅呆在看不見的地方，讓時間去慢慢癒合它。當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我那種平靜和客氣，對玲姐來說也就是生硬和冷淡。有時候，我在北京，我會在手機中說我不在北京。我沒開會或談業務，我會說我在開會，或在談業務。我說一會兒再給她打過去，一會兒過後我並沒有給她打過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復過來，必須盡量離她遠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說狠話，完全不理會她，甚至傷害她，我也做不到。有一天，平靜中積蓄的痛苦突然爆發了出來，心中的舊創迸裂，這時候才知道當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顯然，要挖開血肉清除她的根須，不是很容易辦到的事。誇張點說，有時候我真想就這樣痛死掉算了。不誇張地說，有時候我真有點奇怪我為什麼沒有殉情自殺？在人們通常形容的“肝腸寸斷”的痛苦中，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找點什麼止住這樣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爛醉，出來的時候倒在街邊就睡死了，醒來后發現身上飄了一層落葉。沒幾天，又喝醉了，趴在一個小姐身上撥通玲姐的電話大哭不已。有一次還在玲姐家的樓道里坐了一夜，把一個夜班女工嚇得尖叫起來，看見玲姐家的燈亮了，我趕緊逃走了。接下來一個星期，我總覺得玲姐在跟蹤我，有幾次驀然回首，看見一個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遠遠地走在我後面，想細看時，就看不見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經過敏，看花了眼，還是她真的在跟蹤我。那個星期北京爆發了流感，８１．３％的人（報紙上說的）戴了口罩。我顧不上流感，顧不上業務，顧不上房東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塗。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憶或糊塗。我記得一本什麼書上說過，很多人都有一種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當打擊襲來，這種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實，要他們再堅持一下，他們並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說那個打擊只是他們倒下去的借口。這個結論，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一幫精神分析專家研究出來的。更早一些時候，１９世紀小說大師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經發現了這一心理現象，他描寫過一個窮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敗歸結到妻子的嘮叨上。嘮叨這個具體細節，也許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這樣寫的，請原諒我偷懶沒去查證。反正大概意思是這樣。想起這一切，想起我“失戀”后的種種表現，寫到這裏我不禁暗暗心驚。我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有過那種隱秘的心理傾向。秋天的一個上午，這個上午真可以稱得上秋高氣爽，陽光燦爛，我從一個客戶那裏出來，趕往另一個客戶那裏的路上，忽然對這種兩手空空跑來跑去的日子厭煩無比。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就算是有錢賺，也一定會讓我厭煩。我決定不去客戶那裏了，決定去醫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門口瞄一眼。她本來出院了，前些時又住了進去。我不知道她是舊傷複發了，還是又受了新傷。坐在地鐵里，我琢磨了一會兒那個穿鐵鏽紅皮夾克的男人，那個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樣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覺得過程是怎樣並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鐵鏽紅皮夾克一直堵在心裏扯不出來。我剛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給我買一件鐵鏽紅皮夾克，我一看價錢可以抵掉我一個月工資，就告訴她，鐵鏽紅對我來說太招搖了。其實，我知道只要配好褲子，鐵鏽紅皮夾克倒是能穿出一點特別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給我買的，這天穿的襯衣，系的褲帶，腳上的鞋子，也是她買的。內褲拿不準，我只穿一個牌子的內褲，我買了一些，她買了一些。如果要徹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內褲是一個問題。其實別的衣服也成問題，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機里洗過，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種洗衣粉的氣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釘過的。想起這些，心裏面又有一些地方撕開了。到了醫院，一間病房一間病房瞄過去，沒找到玲姐，我有點失望，同時鬆了口氣。我在玲姐曾經住過的一間病房門口多停了一會兒，透過門上鑲着的玻璃，看見玲姐曾經躺過的那張病床上躺着一個胖大的老太太，一個乾瘦的老爺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給老太太喂着飯。正看得出神，耳邊響起了我認識的那個女醫生的聲音，女醫生說：“咦，你來做什麼？”她本來走過去了，又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懶得整個轉過來，只把上半身轉過來望着我。我說我來看看錶姐。她慢悠悠地說：已經出院了，本來應該再觀察幾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幾次出去很晚才回來，一身灰呀土的，“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子糟踐自己的病人呢。”女醫生還沒說完，我就聯想到曾經有幾次在路上看見過一個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勢很像玲姐。我腦袋裏立刻有沙塵暴一樣的東西呼嘯起來了。女醫生後來好像提到過美國甜橙，問我在哪買的。我沒回答她，只是含含糊糊地對她說了一聲謝謝，就往樓梯口走過去，女醫生跟着我走了幾步，我差不多快下一層樓了，才聽見她把最後一句話說完：“謝我什麼呀，你上次送我一袋子甜橙，我還沒謝謝你呢。”出了醫院，天光變得有些渾黃，好像又要刮沙塵暴了。我心裏說不出的憋悶難受，恨不得大聲叫喊起來。我覺得我真是太混了！我決定馬上去玲姐家看看玲姐。出租車駛進玲姐家所在的小區，我忽然又覺得這麼干很不合適，就讓出租車停了下來。我打算去能看見玲姐家陽台的地方站一站，然後坐公交車回去。太陽又鑽出了雲層。玲姐家的陽台上晾着衣服，我看見其中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親昵地挨着玲姐的衣服，在陽光中輕輕擺動。我心中一陣酸痛，想要轉身離開，卻像是給那些衣服扯住了一樣，又站了一會。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玲姐在清理我留下的東西時，抱着我的衣服哭了一場，還抱着我的衣服做了一些別的事。我站在陽台下的這天，不知道她為什麼要洗我的衣服，也沒去想。那些衣服只是讓我產生了等待玲姐到陽台上來收衣服的念頭。我對自己說，既然來了，既然站了這麼久，不如乾脆再等一等吧。我繼續在一棵樹後面站着，眼巴巴地望着陽台。有個倒垃圾的老太婆警惕地注視了我一會，我朝她笑了笑，她像給嚇着了似的，哆嗦一下，趕緊走開了。天越來越黑，接着就下起了雨。被燈光照亮的雨滴劃過一道道稀疏的斜線，那些斜線很快密集起來，讓人分不出是斜線還是直線了。冰涼的雨水澆在我頭上。有一瞬間我又跌入了某部電視劇中的某一幕：一個沒帶雨具的年輕人站在雨中，痴痴地望着心魄所系的人住處的窗口。見玲姐沒有出現，家裏也沒亮燈，我忍不住撥通了她家裏的座機。聽到玲姐輕輕地喂了一聲，我趕緊掛斷了。沒幾分鐘，燈亮了，玲姐走到了陽台上。她站在陽台一側，朝樓下望了望，然後慢慢挪到陽台另一側，又朝樓下望了望。她收起衣服走進了屋裏。過了一會兒，她又走到陽台上來了。我看見她拿起了手機，緊接着，我的手機響了。我趕緊關掉了手機。她俯身朝陽台下黑暗與光斑交錯的樹叢里四處張望着，問：“天兒，是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