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4)

第七部分(4)

此後不久,阿伍又帶我去過青塔一次。我還是不行。這天阿伍喝多了酒,笑着對我說:“難怪老弟一直是個純情男孩,哈哈哈,好好練童子功吧!”我立刻瞪了他一眼,自己先走掉了。後來他打電話來道歉,我也沒理他。我本來就心痛難忍,他的話還這樣傷人,戳到了我最敏感的地方。兩個星期後,他把我堵在了家門口,說:“你要怎麼樣吧,為這點事就真的要傷兄弟的和氣啊?”進屋后,阿伍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比劃着,表示如果我不原諒他,他立刻把他的武功也廢了。我笑了,說行啦行啦,就別太誇張了。他也笑,恭維我真沉得住氣,作為男人來說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倒下了,還失戀得像模像樣的。我轟他出去。他一邊倒退着走,一邊說:“你把我轟走了,只怕是你的小頭要真的留下病根了。”我停住手。阿伍重新坐下來,告訴我,他今天是專門獻“聯絡圖”來的。他已經打聽到了北京一流男科醫生250人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據說其中有個聖手,還是清末御醫的後代,現在是某領導的保健醫生,那個領導有能力跟一個女歌星爆出緋聞,一半拜這個聖手所賜。看見那張A5打印紙上排得密密麻麻的名字,我一感動,就把實話告訴阿伍了。我說其實我也不是不行,那個問題頂多算個心理上的小障礙。前幾天還夢遺過一次。不過,我沒告訴他我夢見的是玲姐,只是告訴他如果跟夢中的那個女人在一起,就肯定能行。阿伍有點半信半疑,說:“以前只是聽說過這種事,但沒遇到過。反正我是誰都行的。”接着問起我的夢中情人是誰,還說只要不是他剛才提到的那個女歌星(那個領導有點惹不起也躲不起),別人,都可以探探路子。我笑了,打岔問他怎麼可能對那麼多女人都有反應。他說他也不知道,他小頭一充血,大頭就不管用了。我對小頭有時候管大頭的說法,現在多少有些認同。以前我只相信大頭管小頭,現在事實告訴我,我的小頭比大頭的忠誠度高多了。送走阿伍后,我有點心煩意亂的。對玲姐的想念忽然升騰起來,帶着鼻子的記憶,舌頭的記憶,牙齒的記憶……身體每一部分對她的記憶一起升騰起來了,直衝頭頂讓我很不好受。我已經二十多天沒跟玲姐親密接觸過了。離開醫院后,有十多天沒見過面。第一次從青塔回來后,我們連電話都很少打了。每次打電話,我都盡量表現得平靜而客氣。像很多男人一樣,我慢慢學會了讓看不見的傷口僅僅呆在看不見的地方,讓時間去慢慢癒合它。當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我那種平靜和客氣,對玲姐來說也就是生硬和冷淡。有時候,我在北京,我會在手機中說我不在北京。我沒開會或談業務,我會說我在開會,或在談業務。我說一會兒再給她打過去,一會兒過後我並沒有給她打過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復過來,必須盡量離她遠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說狠話,完全不理會她,甚至傷害她,我也做不到。有一天,平靜中積蓄的痛苦突然爆發了出來,心中的舊創迸裂,這時候才知道當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顯然,要挖開血肉清除她的根須,不是很容易辦到的事。誇張點說,有時候我真想就這樣痛死掉算了。不誇張地說,有時候我真有點奇怪我為什麼沒有殉情自殺?在人們通常形容的“肝腸寸斷”的痛苦中,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找點什麼止住這樣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爛醉,出來的時候倒在街邊就睡死了,醒來后發現身上飄了一層落葉。沒幾天,又喝醉了,趴在一個小姐身上撥通玲姐的電話大哭不已。有一次還在玲姐家的樓道里坐了一夜,把一個夜班女工嚇得尖叫起來,看見玲姐家的燈亮了,我趕緊逃走了。接下來一個星期,我總覺得玲姐在跟蹤我,有幾次驀然回首,看見一個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遠遠地走在我後面,想細看時,就看不見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經過敏,看花了眼,還是她真的在跟蹤我。那個星期北京爆發了流感,81.3%的人(報紙上說的)戴了口罩。我顧不上流感,顧不上業務,顧不上房東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塗。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憶或糊塗。我記得一本什麼書上說過,很多人都有一種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當打擊襲來,這種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實,要他們再堅持一下,他們並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說那個打擊只是他們倒下去的借口。這個結論,是20世紀60年代一幫精神分析專家研究出來的。更早一些時候,19世紀小說大師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經發現了這一心理現象,他描寫過一個窮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敗歸結到妻子的嘮叨上。嘮叨這個具體細節,也許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這樣寫的,請原諒我偷懶沒去查證。反正大概意思是這樣。想起這一切,想起我“失戀”后的種種表現,寫到這裏我不禁暗暗心驚。我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有過那種隱秘的心理傾向。秋天的一個上午,這個上午真可以稱得上秋高氣爽,陽光燦爛,我從一個客戶那裏出來,趕往另一個客戶那裏的路上,忽然對這種兩手空空跑來跑去的日子厭煩無比。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就算是有錢賺,也一定會讓我厭煩。我決定不去客戶那裏了,決定去醫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門口瞄一眼。她本來出院了,前些時又住了進去。我不知道她是舊傷複發了,還是又受了新傷。坐在地鐵里,我琢磨了一會兒那個穿鐵鏽紅皮夾克的男人,那個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樣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覺得過程是怎樣並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鐵鏽紅皮夾克一直堵在心裏扯不出來。我剛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給我買一件鐵鏽紅皮夾克,我一看價錢可以抵掉我一個月工資,就告訴她,鐵鏽紅對我來說太招搖了。其實,我知道只要配好褲子,鐵鏽紅皮夾克倒是能穿出一點特別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給我買的,這天穿的襯衣,系的褲帶,腳上的鞋子,也是她買的。內褲拿不準,我只穿一個牌子的內褲,我買了一些,她買了一些。如果要徹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內褲是一個問題。其實別的衣服也成問題,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機里洗過,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種洗衣粉的氣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釘過的。想起這些,心裏面又有一些地方撕開了。到了醫院,一間病房一間病房瞄過去,沒找到玲姐,我有點失望,同時鬆了口氣。我在玲姐曾經住過的一間病房門口多停了一會兒,透過門上鑲着的玻璃,看見玲姐曾經躺過的那張病床上躺着一個胖大的老太太,一個乾瘦的老爺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給老太太喂着飯。正看得出神,耳邊響起了我認識的那個女醫生的聲音,女醫生說:“咦,你來做什麼?”她本來走過去了,又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懶得整個轉過來,只把上半身轉過來望着我。我說我來看看錶姐。她慢悠悠地說:已經出院了,本來應該再觀察幾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幾次出去很晚才回來,一身灰呀土的,“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子糟踐自己的病人呢。”女醫生還沒說完,我就聯想到曾經有幾次在路上看見過一個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勢很像玲姐。我腦袋裏立刻有沙塵暴一樣的東西呼嘯起來了。女醫生後來好像提到過美國甜橙,問我在哪買的。我沒回答她,只是含含糊糊地對她說了一聲謝謝,就往樓梯口走過去,女醫生跟着我走了幾步,我差不多快下一層樓了,才聽見她把最後一句話說完:“謝我什麼呀,你上次送我一袋子甜橙,我還沒謝謝你呢。”出了醫院,天光變得有些渾黃,好像又要刮沙塵暴了。我心裏說不出的憋悶難受,恨不得大聲叫喊起來。我覺得我真是太混了!我決定馬上去玲姐家看看玲姐。出租車駛進玲姐家所在的小區,我忽然又覺得這麼干很不合適,就讓出租車停了下來。我打算去能看見玲姐家陽台的地方站一站,然後坐公交車回去。太陽又鑽出了雲層。玲姐家的陽台上晾着衣服,我看見其中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親昵地挨着玲姐的衣服,在陽光中輕輕擺動。我心中一陣酸痛,想要轉身離開,卻像是給那些衣服扯住了一樣,又站了一會。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玲姐在清理我留下的東西時,抱着我的衣服哭了一場,還抱着我的衣服做了一些別的事。我站在陽台下的這天,不知道她為什麼要洗我的衣服,也沒去想。那些衣服只是讓我產生了等待玲姐到陽台上來收衣服的念頭。我對自己說,既然來了,既然站了這麼久,不如乾脆再等一等吧。我繼續在一棵樹後面站着,眼巴巴地望着陽台。有個倒垃圾的老太婆警惕地注視了我一會,我朝她笑了笑,她像給嚇着了似的,哆嗦一下,趕緊走開了。天越來越黑,接着就下起了雨。被燈光照亮的雨滴劃過一道道稀疏的斜線,那些斜線很快密集起來,讓人分不出是斜線還是直線了。冰涼的雨水澆在我頭上。有一瞬間我又跌入了某部電視劇中的某一幕:一個沒帶雨具的年輕人站在雨中,痴痴地望着心魄所系的人住處的窗口。見玲姐沒有出現,家裏也沒亮燈,我忍不住撥通了她家裏的座機。聽到玲姐輕輕地喂了一聲,我趕緊掛斷了。沒幾分鐘,燈亮了,玲姐走到了陽台上。她站在陽台一側,朝樓下望了望,然後慢慢挪到陽台另一側,又朝樓下望了望。她收起衣服走進了屋裏。過了一會兒,她又走到陽台上來了。我看見她拿起了手機,緊接着,我的手機響了。我趕緊關掉了手機。她俯身朝陽台下黑暗與光斑交錯的樹叢里四處張望着,問:“天兒,是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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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回想一個比我年長的女人(完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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