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安全困境”（2）

布殊政府的新動作使主張軍備控制的人大吃一驚，他們擔心小型核炸彈的出現會鼓勵各國使用這種核武器，而半個世紀來這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資深委員愛德華·甘迺迪等人就很擔心，“研製這類武器是美國核政策一個危險的新方向。這一新方向對於目前的反恐怖戰爭和國際武器控制行動脆弱的平衡會帶來不祥的後果”。他們反問道：“我們如何能夠在自己設計、製造和試驗新核武器的同時要求伊朗和朝鮮放棄它們的核計劃？”(愛德華·甘迺迪、戴安娜·范斯坦，《布殊在核武器問題上危險的雙重標準》，《洛杉磯時報》，2003年9月23日。)“安全困境”的加劇是一個可想而知的後果。“安全困境”是指冷戰所揭示的內在的自相矛盾，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傑維斯所言，“一個國家的安全感增加無意中將使其他國家的安全感自動減少”。這種動態變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個國家加強軍事實力，其他國家會採取措施與之抗衡。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塞繆爾·伯傑就批評說，先發制人的打擊理論更有可能鼓勵武器擴散而不是阻止擴散。在他看來，以恐嚇別國（特別是伊朗和朝鮮）為名，美國實際上是在促使它們加速獲取核力量。塞繆爾·伯傑，《力量和權威：美國的道路》，美國《布魯金斯領導人論壇》，2003年6月17日。伊拉克戰爭給這些國家的現實刺激並非美國所臆想的那樣（因恐懼美國的力量而退卻和屈服），而是薩達姆未能儘快擁有核武器的“經驗教訓”的總結。與美國現在擁有的造價昂貴且無人能比的常規力量相比，小型核力量不僅價格低廉，而且也相對容易獲取。詹姆斯·卡羅爾質疑道，“那些關心美國建立新的統治地位的人還停留在19世紀；在一個大規模殺傷方式和暴力活動因為有新技術和信息系統而代價低廉且無法阻擋的世界裏，我們強大的國力不能保護我們”。(詹姆斯·卡羅爾，《絕對武器》，《波士頓環球報》，2003年5月13日。)史蒂夫·安德烈亞森也表示，“很難想像，假如當時美國的武器庫里有一種新式小型核武器，本·拉登在‘9．11’那天也許就不會那麼做，對於薩達姆等人來說也是一樣。如果美國的大型核武器和常規武器沒能對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形成威懾，那麼增加一種新式小型核武器也不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史蒂夫·安德烈亞森，《“小型核彈”的巨大政治影響》，《洛杉磯時報》，2003年8月7日。人們還擔心，美國擴大核武器庫會鼓勵更多的國家發展核武器，削弱本來就很脆弱的國際核不擴散努力。在霍普金斯大學資深研究員威廉·阿爾金眼裏，這樣做無異於一場核賭博，美國降低核門檻很可能把美國和世界帶入恐怖的深淵。在他看來，新核戰略忽略了跨越核武門檻可能帶來的短期和長期的政治、道德及軍事代價，從而使美國處於一種近乎賭博的狀態中，這種思維令人不寒而慄。(《洛杉磯時報》，2002年3月11日。)儘管美國用心良苦地防擴散特別是努力制止無核國家發展核力量，但美國的這些做法卻只能鼓勵一些國家為避免美國“先發制人”而鋌而走險，從而引起一連串連鎖反應，使更多的無核國家變成有核國家。2003年9月24日，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猛烈抨擊了美國研發新型小規模核炸彈的計劃，認為美國的這一行動將向意欲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發出錯誤的信號。巴拉迪對美國的全國公共廣播電台說：“當我得知有這項研究小型核武器的計劃時，我至少對此堅決持保留意見。……毫無疑問，這種計劃發出了錯誤的信息，使人們誤以為我們並非致力於裁軍，而是在倒行逆施。”很多國家也會問美國人，為什麼你擁有核武器而我們沒有核武器就是安全的，而不是相反？這個問題印度問了25年。幾年前，印度實在懶得再問了，索性自己搞出了核武器。巴基斯坦隨後跟進，核武器就這樣迅速增殖了。耐人尋味的是，印度在發展核武器時的一個重要考慮是，“在挑戰美國之前，一定要確保擁有自己的核武器”。(《國家利益》周刊，2003年9月10日號。)現在，有更多國家的領導人開始認為，只要擁有一枚能夠摧毀一座美國城市或在戰場上炸死幾萬甚至幾十萬美**人的核武器，美國就不敢對他們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伊拉克戰爭則強化了而非如美國所願弱化了這一認識。現在，人們不禁要問，在一個核武器泛濫的世界，美國本身會變得更安全嗎？不僅如此，隨着核擴散的危險增強，恐怖主義的殺傷力也很可能會因此而成幾何數字地增加。由於核武器將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方便攜帶，而且它將不是美國人和其他主要核國家的專利，得到它比以前更加容易了，這很可能使恐怖主義者增加擁有和使用核武器的機會，從而使世界處於更可怕的浩劫邊緣。真不知，喪鐘最終會為誰而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