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們常說：“文學即人學”。那麼中國文學究竟是一門什麼樣的“人學”呢？不看不論不說不知道，一看一論一說嚇一跳。在我看來，“人”學起碼應是觀察人、分析人、理解人、洞察人，從而不斷高揚人，也即把人從整體上向真、善、美的方向提升的學問。看過此書以後，我只覺眼前發黑，中國的作為文學的人學能夠稱作“人”學么？真為當今中國作家文人們的愚蠢、無知，甚至自甘卑鄙、墮落，而感到透徹肌膚的心寒。看過我的書的人們可能早就知道，我向來就對中國文人及其作品的評價甚低，尤其對於所謂的“歷史家”（史官）和作家（士大夫文人），評價更低。自秦漢以來，歷代文人中的絕大多數其實都是自覺自愿地為極權**者以及極權**制度（為虎）作倀的倀鬼，他們不僅自己被“老虎”吃了，還要引誘一代代的中國人一齊被“老虎”吃掉。魯迅先生曾借“狂人”之口所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吃人”的歷史，其根據或許正在於此。兩千多年來，中國文人們留下的文字，基本上成了不斷重複的克隆中國極權**社會的基因密碼文字。經過十九、二十世紀一個半多世紀東西方文化板塊的巨大碰撞之後，本應期望今天中國的文人們會有非常大的改觀才是。不說其他人，我就曾對此抱有急切而巨大的希望。可惜，現實總是讓人抱憾、扼腕，雖然我將依然不會放棄最後一點希望。正是因此，我最近出版了兩部書，一部書名為《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另一部書名為《西方哲學死了》。后一部書將給予新世紀的非西方人，尤其東方人包括中國人，在繼續創造人類文明的意義方面趕上並超越西方人以可能的新的希望；前一部書則在於揭示，長期以來中國人之所以顯得“愚蠢”的深厚的歷史根源。實際上，說中國人愚蠢，莫如更應該說中國文人們愚蠢。歷史上，壟斷了中國人話語權的歷代中國文人們（史官和士大夫文人們），把中國人的語言文字反反覆復倒騰成了幾乎生髮不出任何一點新的智慧、新的希望的一攤死水、“一大醬缸”。兩千多年來，他們所留下的大量文獻，尤其是歷史文獻，如所謂《二十五史》、《資治通鑒》之類，即是一堆堆有毒的文字垃圾。按照近代西方哲學的教訓，人們深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語言文字的狀態，實即其生命智慧的狀態。簡言之，前者是後者的搖籃、苗圃、子宮。前者的屬性，例如其封閉性或開放性，**性或自由性，將必然影響甚至決定後者的命運。魯迅先生曾非常痛苦地告誡中國的青少年，要少讀，甚或不讀中國書。可以想見，魯迅先生早就對中國歷代文獻的垃圾毒性有了深刻的洞察。雖然，我並不贊成把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形容成為一片漆黑，但我的確認為，中國較光明的文化傳統，更多地是體現在先秦時代，而不是在秦漢之後迄至清末的兩千多年的極權**的時代。先秦時代的儒家雖然主張崇古復古、崇上尊上，嚴重地匱乏對人格主體的認知，從而開創了中國後人馴順奴性的歷史之源，但的確也由他們首創了人類最初的孝悌忠恕的愛人精神，這種精神的余脈一直綿延至今；先秦時代的道家雖然成了中國後人裝神弄鬼、迷信長生之道的淵藪，但也的確在其鼻祖老子的著名的《道德經》中，開創了冷峻地、雋永地洞察宇宙、世界、人生的幾乎絕對的相對主義之道，這個“道”至今也仍然給人以深刻的人性的啟迪；先秦時代的法家雖然成了中國後來鮮廉寡恥、冷酷無情的極權**的實質性的工具，但他們畢竟也尚有厚今薄古之長。秦漢之後的中國文人不僅未能繼承先秦儒、道、法各家之長，反而把各家之短雜揉成了一條結結實實的使中國社會緊緊捆綁於極權**體制的歷史之繩。這條歷史之繩即由他們（史官和士大夫文人們）留下的大量歷史文獻所組成。在今天看來，這大量的歷史文獻，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無關人類文明輕重的文字垃圾，其中充滿了構成儒、道、法各家之短的毒素：崇古復古，戕害中國人人格的主體性；裝神弄鬼，誘導中國人的愚昧迷信；鮮廉寡恥冷酷無情，毀滅中國人性的終極價值，並永遠堅持中國社會的極權**體制。魯迅先生早年勸導中國的青少年，要少讀，甚或不讀中國的這些充滿了垃圾毒素的歷史文獻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令我非常遺憾的是，經過了近代一個半多世紀與西方文明撞擊之後的今天的中國文人，尤其是那些還在繼續製造文史文獻的中國文人，其文明素質依舊如此之低劣。他們不僅未能繼承中國先秦時代優良的文化傳統，同時也未能真正吸取西方文化中平等、民主、自由的優良傳統，反而繼承了秦漢之後迄至明清時代的惡性傳統，甚至更再加上西方近現代傳至中國的道德淪喪、精神錯亂和本能迷狂的惡劣時尚。換言之，他們不僅崇古，而且更崇洋，他們不僅媚上，而且更媚俗。他們不僅未能堅持人格的主體性、追求人的理性、追求人的精神性，反而更迷戀對人的動物性的本能的回歸，以空虛、低俗的言說誘人、迷人、坑人，尤其是毒害中國的青少年。本書中所評論的五位作家均是中國當代非常著名的作家，從論文中對他們的批評事實來看，問題確實相當嚴重。作家在過去曾被稱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文學家又被譽稱為“人學家”，就這裏所舉幾位作家的作品來看，實在相差甚遠，有的或許更應看作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高揚人、升華人，而是貶抑人、毒害人。看過本書的評論之後，更加深了我原本就對中國文人相當不佳的印象。他們極擅長、極願意描寫人的低級的動物性的（打着生命旗號的）本能的活動，即上、下兩點——“吃”和“操”，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喪失人格的卑躬屈膝，山呼“吾皇聖明”、“皇恩浩蕩”，卻拙於描寫人的為平等、民主、自由抗爭的理性的實然的活動，更不知道如何描寫人的追求人性終極價值的精神性的應然的活動。如此只樂於、只能夠描寫人的低級活動的作家將會是人類怎樣的“靈魂工程師”呢？他們還有資格被人們稱為“人學”家嗎？這樣的作家對於人類文明來說又有什麼樣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呢？是為序，與作家朋友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