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的辯護背後（1）

莫言對自己的“走極端”、“寫極致”、“審丑”、“非理性”等非議是這樣辯解的：我很不願讓自己的思維納入“理性”的軌道，但長久不“理性”又有被人猜測為“精神變態”的危險，我不得不按照批評家們的教導來“理性”、來“節制”，果然是把“狂氣”和“雄風”收斂了。我多麼願意成為一個被文學權威們視為掌上明珠的、不異端的好作家……但到底不行，正所謂“烏鴉叫不出畫眉聲”。當代中國，除了農民意識還有什麼別的更先進的意識么？既然沒有，那麼，農民意識中那些正面的、比較可貴的一面，就變成了我們作家、起碼是我個人賴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這種東西我在《紅高粱》裏得到比較充分的發揮……我痛恨天下地上的一切神靈。在我們這個很獨特的社會裏，我們一味地歌頌真善美，（但它們）能不能準確地表現出我們社會的面貌來？有人說我是現代派作家……我認為我是一個最現實的作家。我所有的作品都充滿了非常濃郁的現實主義的氣息……每個人身上都潛藏着很多獸性。我為什麼覺得應該把丑寫得淋漓盡致呢？就是為了張揚個性。我們曾經有過長期的造神運動……現在，我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個最起碼的低層次上的起點，就是敢褻瀆所有的神靈，打破一切價值和標準。而任何道德價值都是歷史的產物，有它進步的一面，也有它缺陷的一面，所以我們對所有的道德價值都要重新評價……作家應該……從全人類的高度上來拯救人類，從文化心理上來療救我們的民族，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從魯迅以來一直在做這個工作，不斷地暴露我們民族性格中那種懦弱的、軟弱的、黑暗的一面。我覺得魯迅最缺少的是宏揚我們民族意識裏面光明的一面。一味地解剖，一味地否定，社會是沒有希望的……我們民族之所以還有希望，在中國發展的惟一健全的意識里恰恰是農民意識，我們不把農民意識光明的一面弘揚起來，那社會是沒有發展前途的。這裏面有幾層意思。除了對人所批評的要“理性”“節制”莫言頗感無能為力，不得不耍賴皮，玩一個“我就這樣了，你能怎麼的”以外，其他理由都有它自身的道理。針對其中的有些道理，我們不妨來分析分析，看看它們究竟能不能說得通，成不成立。首先，農民意識中“光明的一面”包括哪些內容？如果猜測不錯，那還是《紅高粱》裏寫到過的“張揚個性”或“酒神精神”。單單發揚了它們就夠嗎？它們就不是“神靈”、不是“價值”嗎？既然你要“打破一切價值和標準”以及“神靈”，那麼，憑什麼你不對它們“重新評價”？可能莫言會說，我已經評價過了，認為就這兩個好，其它都不行。這樣肯定會不會以偏概全了呢？二者一定又不能獨立存在，總要直接附會在某個人身上，從而間接附會於環境、社會等外部系統上。那麼，這系統是什麼？系統內部有哪些組成元素？這些元素麵臨着一個不僅有待“重新評價”的問題，而且面臨一個“重新組合”的問題，而“重新評價”、“重新組合”后，你能保得住它們不是新的“神靈”嗎？誰能說你的評價一定正確呢？舉個例子：作為中**隊培養出來的優秀作家，莫言對戰爭的“評價”就有待商榷。他再三再四地強調：“戰爭中的罪惡應該由發動戰爭的人來負責，戰爭引起的麻煩應該由政治家解決。至於人民，不應該負任何責任，因為大家都是受害者。”如果因“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不必負責，那麼，即使是發動戰爭的人，那也可能不要負責的，他們並不能完全左右得了局勢，成為“受害人”，像希特拉，後來被自己挑起的侵略戰消滅，在他是始料未及的，更不是他願意看見的。何況還有那些專會打着“人民”旗號，鼓吹戰爭、號召戰爭的政界痞子與流氓呢？不單戰爭，“文革”或不少政治運動里的中國人，都深受“運動”之害，多數都有所參與，害過人，也為人所害，甚至不少知識精英都充當過“槍手”，整倒別人後，復被人整倒，那麼誰來負責？面對種種惡勢力，有時即使你保持沉默，都意味着犯罪。高爾基、羅素、薩特等人，都被他們的政府視為過“敵人”，不再當作“人民”來對待，但他們不僅沒有沉默下去，還為自由的事業抗爭、抗議，其精神火炬光照千秋。我國當代史上，著名的作家們，何曾見諸言行？那是特別令人慚愧的。為莫言敬服的巴金老人，不是也等到大家都能說話后，才站出來公開憤怒和懺悔的嗎？說實在的，他的懺悔都沒有多少思想，很浮皮潦草，缺乏必要的深度，比起高爾基、帕斯捷爾納克、索贊尼辛他們的不能說時猶說之，說了還能一針見血，誰是真正的精神與思想巨人呢？莫言卻是連巴老那樣的勇氣和思想都沒有，只“痛恨所有的神靈”，猶如文革時的“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目標太抽象，太空泛，差不多等於無所指，或“我想說誰就是誰”了。回過頭來，我們會發現，他的“張揚個性”或“酒神精神”，都是西來名詞，在我們本土上向來缺乏。《紅高粱》中“我奶奶”和余司令身上，嚴格說也都不具備這樣的精神，他們表露出來的，只是我國歷史上司空見慣的“遊民”或“流民”血統的反映，傳達的也是一種“遊民文化”、“遊民精神”，與現代意義上的“張揚個性”或“酒神精神”，差了十萬八千里。前者奉行“有奶便是娘”，只要目的、不問手段的“流氓”策略。後者卻嚴格規定了道德、法律的底線，奉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張揚自我，“拯救”自我。莫言混亂了人類必須遵守的必要底線，輕率地以為只要是“打破一切”的，就都是好的，實際上就為流氓們的橫行霸道，開了一道口子。而余司令那樣的土匪猖獗猖狂、無法無天，在他眼裏，也就成了“張揚個性”和“酒神精神”的最佳代表。可見得莫言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多簡單、有害。對於這樣一位缺乏現代人理性意識或覺悟的作家，我們不能聽見他喊着什麼，就以為一定真是個什麼。他喊着的有時並非所指。這究竟是他的能力原因造成的，還是他的口是心非呢？就我看來，他不是那種口是心非的人，起碼四十多歲后不太是了，因此只能是能力上的原因。他受的教育及其閱讀、閱歷，還未能幫他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精神。既然這樣，那麼我們還能期待他提出什麼“理想主義”來呢？諾貝爾曾留下遺願，說自己的文學獎應贈給“文學家，他曾在文學園地里，產生富有理想主義的最傑出的作品”。從這方面說，莫言的“理想主義”究竟在哪裏呢？他的生命力和所謂“酒神精神”，都是些提不起來的零碎。而面對真正的歷史問題時，他卻迴避了，“躲”起來了，“藏”起來了，“掖”起來了，連親身經歷過的“文革”都不敢正面寫、正面碰了，不約而同地與其他“作家”一道，“畫地為牢”，圈定了能寫的範圍。這興許說得有點苛刻，但長期物質、精神上的赤貧狀態，確乎使他整個人，還更多地停留在較低層次的追求水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