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的辯護背後(2)

無力的辯護背後(2)

記得曾有人問他,如果你拿到諾貝爾獎,那筆一百萬的獎金,想怎樣花,莫言答道,要拿它買座大房子,帶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裏面搓澡。這或許有點調侃了,但從某個側面,不也透露出作家生活的狀況與趣味來了嗎?同樣當過兵的作家劉震雲,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說起莫言的一樁事,讓我久久難忘。他是這樣說的:莫言在部隊比我混得好,他都混上了軍官,我是當了幾年兵就複員了。有一次他告訴我說,其實很簡單,一般當兵的,都是連長在的時候,或者排長在的時候趕緊掃地。他說我呢,是在連長不在的時候掃地。他說我們那個連的廁所都是我掏的,我專門趁他們不在的時候掏。但時間長了,他總有一天會知道,知道了就覺得這個孩子特別的憨厚、可靠,所以就能提干。我覺得他在部隊的收穫比我大啊。這段話十分傳神地描畫出“早熟”的莫言,他的適應外界環境的機心、“智慧”與大聰明,以及在那段特定環境下,在嚴酷的競爭和“災難”面前,精神的扭曲,靈魂的變形。同樣,上學、就業、當兵和出道之初,他也實施過一些“策略”,這都是一些“必然”的、邏輯上的延伸。如:我當著一個同學的面說學校像監獄、老師像奴隸主、學生像奴隸,學校就給了我一個警告處分……出了這件事後,我就成了學校有名的壞學生。他們認為我思想反動,道德敗壞……為了挽回影響,我努力做好事,幫着老貧農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學校和老師認為我是在偽裝進步。鄭紅英說:“上邊有指示,從今之後,‘地富反壞右’的孩子一律不準讀書,中農的孩子最多只許讀到小學……”就這樣,我成了一個人民公社的小社員……我得罪了鄭紅英……斷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一九七三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進了縣棉花加工廠……進廠登記時,我虛榮地謊報了學歷,說自己是初中一年級……一九七六年,我終於當了兵,填表時,我大着膽子,把學歷填成了初中二年級……在填寫入團志願書時,我就把自己的學歷提升到高中一年級。以後所有的表格,都是這樣填了。當時的農村青年,要想脫離農村,除了上大學之外,還有一條出路就是去當兵……對一個中農的兒子來說,當兵在某種意義上比被推薦上大學還難。從十七歲那年開始,我每年都報名應徵,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下來。不是身體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天無絕人之路,一九七六年徵兵時節,村子裏的幹部和幾乎所有的社員都……挖膠萊河……我那時在棉花加工廠,沒去挖河……正好公社武裝部長的兒子也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我知道他父親手中的權力對我多麼重要,平時就注意團結他。徵兵開始,我就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讓他送了去……混進了革命隊伍。他說他對養花養草很感興趣,也喜歡養石頭。又一次進城時,我背去了兩塊大石頭,足有八十斤……後來我又寫了一組短小的水鄉小說,毛老師說很有孫犁小說的味道,於是他就帶我到白洋淀去體驗生活。我非常關注同行們的創作。前些年年輕時,出於一種古怪的心理,我曾經撒謊說不看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樣就顯得不同凡響。現在我已經四十多了,應該努力做一個坦率的人……做一個坦率的人是為了夜裏不失眠……現在的莫言成名成家,紅得發紫,再無擋道攔路的,他想做一個謙虛和坦率的人不成什麼問題,為使自己心安、進步,他就想說點真話了——除非那真話是不能說、說不得的。回頭想想,如果連這些都需要“想”才做,那做起來確乎不易。這背後也就不光是環境畸形、精神扭曲等理由那樣簡簡單單就能說得清的。為什麼他開始時“不想”說真話呢?引人關注真就那樣重要?進而,份額是有限的,你佔一份,別人必然少一份,對你來說爭無可厚非,對別人,卻是人生巨大的犧牲。如他最初想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卻晚來了,已過了報名時間,總參系統的名額很有限,就幾個,他憑着自己的作品,受恩師徐懷中先生賞識,后特批破格錄取,擠走的那一位潛力也許不小,只不過考時不太走運,分數不及他,就擠到另一條路上,一輩子葬送掉了。莫言在對自己的命運“沾沾自喜”時,同情過別人、尤其是被他擠走的那位戰友的遭遇了嗎?從那人的角度說,這種“破格錄取”,也是“不公平”的啊。當然,我不是說莫言不該“破格錄取”,而是說在畸形的年代裏,我們埋葬掉的天才太多了,真正走出來“打造”人類靈魂的作家們,卻未寫出與之相應的有分量的作品來,對它進行深入、全面的反思,他們缺少一種覺悟,缺少大悲憫的襟懷。莫言則因從小受到的打擊太深,本能地防備着什麼、“計算”着什麼。在得知日本那位拿上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很賞識自己的小說后,他就與大江密切地交往、聯繫了起來。1997年從部隊轉業地方后,他出訪方便了,又不斷走出去,極盡全力地擴大國際影響。後來所做的這些,就都是為了儘快進入瑞典文學院的視野了。因此,在莫言人生的每一階段上,他面對自己需要突破的東西,其採取的方略是一以貫之的。它們無一不在說明着,莫言適應環境的生存力、應變力很強,從而在本質上,也就規定住他是一個比較“安守本分”的、只能在體制內說話的“良民”。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個人還能不斷推出他的精品力作,來“震撼”世界?賈平凹曾在《病相報告·後記》中,說出了自己對文學——主要是小說的看法,認為文學可分主流的、閑適的和分析人性的三類。我們的傳統里只有前兩類:一者歌頌或揭露批判。歌頌則受人鄙視,批判則後世敬重,尊一聲“×聖”。但無論迎合還是叛逆,緊跟政治與潮流的作品都不可久。這就有了另一類,即性靈化地生存,享受人生,幽思玄想,清心寡欲,作文啟人心智,後世稱一聲“×仙”。第三支的“分析人性”在國外很發達,國內目前還不成氣候。“先鋒”作家多所為之。對照看莫言,我們發現,他的作品有進行直接批判的,如《祖母的門牙》、《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有消閑,純為說笑的,如《一匹倒掛在杏樹上的狼》、《酒國》等。更多是寫出了人性的極致,對內容的真實性有所傷害。因此,他的不少作品都缺乏可信的人性與思想深度。也許直覺到了這點,他才永遠鬱悶地掙扎着,在無可寄託時佯狂作文,這種“狂”表現出一種變態、扭曲了的愛美、求真、向善的心靈姿態,它是一個惟有赤子化、童真化的人,才離不開的臆想的世界。所以,作為作家的莫言,雖一再聲稱他是“現實主義”作家,但他並不“現實”。不現實的人活在人間,往往都是生活的“失敗”者。生活上的“失敗”往往促進了作家的情思之力,化激憤為發憤,以作品的“成功”,來證明自己沒有完全失敗。這種個性心態從而規定了莫言小說的視角——“童心視角”,以能隨心所欲地“憤世嫉俗”、“童言無忌”。“童”者的身份又使得他所要表述的,似出格,其實並未真的出格,走向人性與思想深處,探明歷史和現實真相。和這樣的心態相適應的,是他一貫誇張、膨脹的語言,有欠簡練與緊湊,更不怎麼雅緻,給人張牙舞爪的印象。他曾恭維自己,而不失辛辣諷刺和幽默地攻擊別人道:文學是吹牛的事業但不是拍馬的事業,罵一位小說家是吹牛大王,就等於拍了他一個響亮的馬屁。不過,“吹牛”有可能使他忘乎所以,一篇文章故事再精彩,只要有幾處過分刻意賣弄、斧鑿的句子、情節、細節,就很讓人倒胃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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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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