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的辯護背後（2）

記得曾有人問他，如果你拿到諾貝爾獎，那筆一百萬的獎金，想怎樣花，莫言答道，要拿它買座大房子，帶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裏面搓澡。這或許有點調侃了，但從某個側面，不也透露出作家生活的狀況與趣味來了嗎？同樣當過兵的作家劉震雲，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說起莫言的一樁事，讓我久久難忘。他是這樣說的：莫言在部隊比我混得好，他都混上了軍官，我是當了幾年兵就複員了。有一次他告訴我說，其實很簡單，一般當兵的，都是連長在的時候，或者排長在的時候趕緊掃地。他說我呢，是在連長不在的時候掃地。他說我們那個連的廁所都是我掏的，我專門趁他們不在的時候掏。但時間長了，他總有一天會知道，知道了就覺得這個孩子特別的憨厚、可靠，所以就能提干。我覺得他在部隊的收穫比我大啊。這段話十分傳神地描畫出“早熟”的莫言，他的適應外界環境的機心、“智慧”與大聰明，以及在那段特定環境下，在嚴酷的競爭和“災難”面前，精神的扭曲，靈魂的變形。同樣，上學、就業、當兵和出道之初，他也實施過一些“策略”，這都是一些“必然”的、邏輯上的延伸。如：我當著一個同學的面說學校像監獄、老師像奴隸主、學生像奴隸，學校就給了我一個警告處分……出了這件事後，我就成了學校有名的壞學生。他們認為我思想反動，道德敗壞……為了挽回影響，我努力做好事，幫着老貧農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學校和老師認為我是在偽裝進步。鄭紅英說：“上邊有指示，從今之後，‘地富反壞右’的孩子一律不準讀書，中農的孩子最多只許讀到小學……”就這樣，我成了一個人民公社的小社員……我得罪了鄭紅英……斷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一九七三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進了縣棉花加工廠……進廠登記時，我虛榮地謊報了學歷，說自己是初中一年級……一九七六年，我終於當了兵，填表時，我大着膽子，把學歷填成了初中二年級……在填寫入團志願書時，我就把自己的學歷提升到高中一年級。以後所有的表格，都是這樣填了。當時的農村青年，要想脫離農村，除了上大學之外，還有一條出路就是去當兵……對一個中農的兒子來說，當兵在某種意義上比被推薦上大學還難。從十七歲那年開始，我每年都報名應徵，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下來。不是身體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天無絕人之路，一九七六年徵兵時節，村子裏的幹部和幾乎所有的社員都……挖膠萊河……我那時在棉花加工廠，沒去挖河……正好公社武裝部長的兒子也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我知道他父親手中的權力對我多麼重要，平時就注意團結他。徵兵開始，我就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讓他送了去……混進了革命隊伍。他說他對養花養草很感興趣，也喜歡養石頭。又一次進城時，我背去了兩塊大石頭，足有八十斤……後來我又寫了一組短小的水鄉小說，毛老師說很有孫犁小說的味道，於是他就帶我到白洋淀去體驗生活。我非常關注同行們的創作。前些年年輕時，出於一種古怪的心理，我曾經撒謊說不看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好像那樣就顯得不同凡響。現在我已經四十多了，應該努力做一個坦率的人……做一個坦率的人是為了夜裏不失眠……現在的莫言成名成家，紅得發紫，再無擋道攔路的，他想做一個謙虛和坦率的人不成什麼問題，為使自己心安、進步，他就想說點真話了——除非那真話是不能說、說不得的。回頭想想，如果連這些都需要“想”才做，那做起來確乎不易。這背後也就不光是環境畸形、精神扭曲等理由那樣簡簡單單就能說得清的。為什麼他開始時“不想”說真話呢？引人關注真就那樣重要？進而，份額是有限的，你佔一份，別人必然少一份，對你來說爭無可厚非，對別人，卻是人生巨大的犧牲。如他最初想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卻晚來了，已過了報名時間，總參系統的名額很有限，就幾個，他憑着自己的作品，受恩師徐懷中先生賞識，后特批破格錄取，擠走的那一位潛力也許不小，只不過考時不太走運，分數不及他，就擠到另一條路上，一輩子葬送掉了。莫言在對自己的命運“沾沾自喜”時，同情過別人、尤其是被他擠走的那位戰友的遭遇了嗎？從那人的角度說，這種“破格錄取”，也是“不公平”的啊。當然，我不是說莫言不該“破格錄取”，而是說在畸形的年代裏，我們埋葬掉的天才太多了，真正走出來“打造”人類靈魂的作家們，卻未寫出與之相應的有分量的作品來，對它進行深入、全面的反思，他們缺少一種覺悟，缺少大悲憫的襟懷。莫言則因從小受到的打擊太深，本能地防備着什麼、“計算”着什麼。在得知日本那位拿上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很賞識自己的小說后，他就與大江密切地交往、聯繫了起來。1997年從部隊轉業地方后，他出訪方便了，又不斷走出去，極盡全力地擴大國際影響。後來所做的這些，就都是為了儘快進入瑞典文學院的視野了。因此，在莫言人生的每一階段上，他面對自己需要突破的東西，其採取的方略是一以貫之的。它們無一不在說明着，莫言適應環境的生存力、應變力很強，從而在本質上，也就規定住他是一個比較“安守本分”的、只能在體制內說話的“良民”。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個人還能不斷推出他的精品力作，來“震撼”世界？賈平凹曾在《病相報告·後記》中，說出了自己對文學——主要是小說的看法，認為文學可分主流的、閑適的和分析人性的三類。我們的傳統里只有前兩類：一者歌頌或揭露批判。歌頌則受人鄙視，批判則後世敬重，尊一聲“×聖”。但無論迎合還是叛逆，緊跟政治與潮流的作品都不可久。這就有了另一類，即性靈化地生存，享受人生，幽思玄想，清心寡欲，作文啟人心智，後世稱一聲“×仙”。第三支的“分析人性”在國外很發達，國內目前還不成氣候。“先鋒”作家多所為之。對照看莫言，我們發現，他的作品有進行直接批判的，如《祖母的門牙》、《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有消閑，純為說笑的，如《一匹倒掛在杏樹上的狼》、《酒國》等。更多是寫出了人性的極致，對內容的真實性有所傷害。因此，他的不少作品都缺乏可信的人性與思想深度。也許直覺到了這點，他才永遠鬱悶地掙扎着，在無可寄託時佯狂作文，這種“狂”表現出一種變態、扭曲了的愛美、求真、向善的心靈姿態，它是一個惟有赤子化、童真化的人，才離不開的臆想的世界。所以，作為作家的莫言，雖一再聲稱他是“現實主義”作家，但他並不“現實”。不現實的人活在人間，往往都是生活的“失敗”者。生活上的“失敗”往往促進了作家的情思之力，化激憤為發憤，以作品的“成功”，來證明自己沒有完全失敗。這種個性心態從而規定了莫言小說的視角——“童心視角”，以能隨心所欲地“憤世嫉俗”、“童言無忌”。“童”者的身份又使得他所要表述的，似出格，其實並未真的出格，走向人性與思想深處，探明歷史和現實真相。和這樣的心態相適應的，是他一貫誇張、膨脹的語言，有欠簡練與緊湊，更不怎麼雅緻，給人張牙舞爪的印象。他曾恭維自己，而不失辛辣諷刺和幽默地攻擊別人道：文學是吹牛的事業但不是拍馬的事業，罵一位小說家是吹牛大王，就等於拍了他一個響亮的馬屁。不過，“吹牛”有可能使他忘乎所以，一篇文章故事再精彩，只要有幾處過分刻意賣弄、斧鑿的句子、情節、細節，就很讓人倒胃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