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路在何方――也說挑刺作家
近日，一本名為《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書》的書引起了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注意。該書的“批判對象”為莫言、王安憶、賈平凹、池莉和二月河等五位國內極負盛名的作家。據一些行家分析，書中收入的文章水準參差不齊，有嚴肅的學院式批評，有飛揚凌厲的才子式批評，也有文風專斷、立論草率、論證粗疏的“文痞”式批評，幾種文章混雜在一起，發出很不和諧的音響。但是它們的共同特徵，就是表達了對這些著名作家不同方面的批評與不滿———有的是從道德的角度，有的是從藝術的角度，有的是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有人認為，書中有的文章切中要害，指出了中國作家十幾年來存在的通病；有的文章則流露出過強的道德優越感，或對作家的批評過於隨意，因而已越出文學批評的界限。“恰當的”批評和“不恰當的”批評如此醒目地共存於一本書中，使人們不禁思索：文學批評到底該做些什麼？
隨着媒體和網絡的介入，“文學批評”這種本屬於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相互交流的文體，已逐漸變成了一個大眾化的“遊戲”。也正由於這個原因，不少人對“文學批評”這種文體產生了質疑：“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文學批評了。”一位圈內人士大發感慨。即便是普通的讀者也對現在眾多的文學批評感到不知所措。
可見，已走出了象牙塔的“文學批評”，又遭遇到了新的問題。
站在邊緣的旁邊
有人說，“在當今的社會中，文學越來越處於一種邊緣的地位。”而與文學創作同路而行的文學批評，處境則更為尷尬。據了解，這種尷尬更多的來源於人們對現在近乎泛濫的“文學批評”的一種無奈和沉默。
筆者在書店裏遇到了一位對文學批評特別敏感的讀者，他一邊翻着批評書籍，一邊告訴筆者：“有的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而是對一些抽象問題的高談闊論，將我們引向痛苦。有的又以救世主的姿態來討論文學，讓人反感。還有的就是沒有依據的瞎吹捧。”
同時，在互聯網上，隨處都可以看見這種對“文學批評”評頭論足的文章，人們急於想為“文學批評”下個定義，以求規範這個讓人“不可忍受”的文學批評。那麼，在文學批評家眼中，文學批評該是什麼樣的呢？
作為文學博士和評論家，李建軍認為：“真正的批評是一種對話甚至對抗性的行為。它以為敵的方式為友。它借懷疑之手推開認同之門。因此，真正的批評更容易招致誤解甚至敵意，而不是贏得掌聲和鮮花。”
著名的評論家洪治綱先生告訴筆者，他不太喜歡過於簡單和武斷的是非評價，認為這不是文學批評的功能，至少不是文學批評家所應該操持的思維方式。他認為，文學批評的重要功能在於闡釋與分析———從具體的文本入手，合理地解析其審美價值和藝術成就，並進而深究這種文本對於文化、歷史與人性的潛在意義。
某報社的資深編輯也談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學批評：“所謂的文學批評，絕不是依附於作品而存在的，它是一種獨立的文體，批評家本身也是寫作者，他們通過作品解讀或現象批評，表達的其實也是他們自己對於文學，更大一點說是對於世界的態度。”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在採訪過程中，筆者發現作家和批評家是最難弄清的關係。一些人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另外一些則對此感到憤慨。“不正常”、“距離太近”、“有作秀的嫌疑”，成了採訪對象中幾點統一的看法。某報社不願透露姓名的編輯告訴筆者：“作家和批評家之間的關係太微妙了，讓人難以說清。現在有的作家希望批評家來批評他的作品，但批評得過火了，又是個麻煩。”
李建軍認為“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就像足球隊與足球隊或拳擊手與拳擊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對抗和挑戰的關係。本質上講，批評乃是一種在衝突情景中發生並展開的精神交流活動。它是圍繞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認知和評價展開的心靈與心靈的角斗。正是通過這種特殊形式的角斗，批評家和作家的精神才變得更加強大有力，也才有可能使我們獲得對作家和作品的可靠的評價。”
而同時兼有作家和批評家之名的蔣泥認為兩者的關係遠沒有這麼簡單。他概括為知音的關係、貓和老鼠的關係或曰清道夫打掃垃圾的關係以及互相吹捧的關係等。
一位作家告訴筆者，他對一些評論家的廉價吹捧十分反感，認為無助於創作的提高。而對於那些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人，雖然可能一時接受不了，心裏還是十分感激的。
筆者在採訪青年批評家張檸的時候，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他希望他的作品受到什麼樣的批評。張檸很自然地告訴筆者：“當然是希望談不足，因為我自己文章的不足我很清楚。要是能有人說到點子上，我就認為他是一個行家，是我的知己。”
在書店裏，筆者還看到了青年批評家謝有順在2002年時出的一本名為《話語的德性》的書，作序的就是著名作家賈平凹先生。
“信息橋樑”也有自己的原則
在討論媒體在文學批評中所起到的作用時，洪治綱先生認為：“無論受何種因素的影響，只要不是針對文學之外的因素(包括人格、個人生活等)，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發生爭論都是正常的。媒體不僅需要而且也有權力展示這種爭論。”同時他也覺得“在現在這種傳媒發達的時代，批評家又不得不受制於傳媒的影響。譬如傳媒常常只需要批評家對某個作家或某個作品說‘好’或‘壞’，卻不打算用更多的文字來說明批評家的理由，那就沒有辦法了。”
另一位資深編輯陳戎女士認為：“記者或者說媒體的從業人員更多地是承擔著信息傳達的作用。但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報刊的文化版的編輯記者自身也在承擔著批評家的責任。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畢竟媒體批評與學院批評都是文學批評甚至文化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於媒體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媒體批評可能更貼近讀者，對於當下的文學或文化現象也具有更機敏的反應。”
對於自己肩上的重任，很多記者在接受採訪時都表示：“媒體在文學批評中，只是起到了一個傳達信息的作用，就像橋樑一樣，聯繫着作者、批評家和讀者。但是，在信息傳達的過程中，難免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影響。”這些影響都有哪些呢？“刊登文學批評的尺度。一些批評名家的作品，有時覺得寫得很好，想把它展現給讀者，也可能因為畏於該作家的名聲，而有所顧忌。”“媒體更多地從市場、讀者的角度考慮，常常將目光集中到那些影響大、暢銷的書上，而有些真正意義上的好書就被埋沒了。”“儘管記者的本分是記錄，但是有些書並不好，而出版社又要求策劃。作為記者，只有實行‘非暴力不抵抗運動’，堅持不說，來維護職業操守。”“現在缺乏真正站在中間立場的理性、公正的批評，能登出來的好的文學批評並不多。”
這些是集中了北京六家報社的記者的採訪。在採訪過程中，一位記者剛好接到了某家出版社要求寫書評的電話，由於某些原因這本書不能宣傳，所以這位記者就很委婉地拒絕了。
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
如果真的將批評家和作家放到“拳擊場”上，觀眾(讀者)會不會買賬？
一位記者告訴筆者，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她根本不會去看文學批評，特別是所謂學院派的文學批評。另一位常年工作在書堆里的編輯也告訴筆者，別看他為了寫書評能免費看到很多新書，但是真正的好書還是要親自去書市裡淘的。一位年輕記者認為批評家把自己的價值體系強壓在作者和讀者的頭上，讓人不舒服。這些整天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對文學批評的態度尚且如此，那麼廣大的讀者是如何看待的呢？
筆者在書市裡隨機採訪了一下，衝著文學批評去買書的，只佔很小的一個比例。大多數人都是因為：“我朋友告訴我這本書很好。”而在拿不定主意，猶豫該不該買的時候，文學批評的影響力才有了一定的回升。尤其是封底的幾段評論，使人產生了買書的**。但是這種評論卻往往讓人又愛又恨。因為“常常會上評論的當，把一本不好的書，吹得天花亂墜。”所以當聽說筆者對文學批評感興趣的時候，很多讀者都告誡筆者：“不要太相信了。他評他的，你買你的。”
難怪一位書評版的編輯很有感慨地說：“讀者有自己的判斷。批評家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左右讀者的選擇，實在是一件不好說的事。其實，讀者在乎的只是他所閱讀的作品是不是能吸引他，能引起他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