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裁辦公室特務大隊

六分之五的總統府警衛大隊兵力，調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後，俞濟時他們還是對蔣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實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帶的山區，便經常有**游擊隊出沒，這也是蔣先生要俞濟時將警衛大隊所屬的第五隊，派駐在蔣家祖墳墳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從蔣先生退隱到溪口，俞濟時深恐游擊隊和解放軍聯合起來，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臟地帶，這便會嚴重危及蔣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個隊的兵力全部部署妥當，俞濟時立刻要國防部，把已經被調到部隊當副軍長的樓秉國，再調回溪口擔任警衛主管；然後在五個隊裏每一隊各挑選四位衛士，一共20人，組成一支便衣組，在第四隊控管之下，駐守墳庄，加強內衛勤務之不足，成為侍衛部隊的“中衛”。

在“中衛”的內部核心，有資深的侍從人員，隨侍在蔣先生周圍，成為蔣的“內衛”；而在最外圈，尚有駐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隊，分別戍守在溪口的雪竇寺、白岩廟、東澳、墳庄、武嶺學校和豐鎬房等據點，形成“外衛”，在這樣的層層保護下，蔣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軍統帥的角色。

由於蔣介石當時已經沒有總統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辦公處所，名曰“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當然，我們保護的這位領袖既然已不再是總統，那麼，他的侍衛組織自然也不能再稱之為“總統府警衛大隊”了，於是，俞濟時把它改名為溪口總裁辦公室的“特務大隊”。

這個大隊仍維持原先的六個隊的編製，隊長也和原來一樣，第一隊隊長是黃埔軍校十六期的馮孝本；第二隊隊長是呂其廣；第三隊隊長是毛趙壁；第四隊隊長是唐茂昊，他們都是黃埔十六期的同學；惟獨第六隊隊長王曜升，是黃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個隊長之中，馮孝本、呂其廣、唐茂昊三人是蔣介石的小老鄉奉化人。因為隊伍名稱的改變，我們侍衛人員的職銜，也改稱為“特務員”。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組，擔任便衣任務，從這段時間起，我就開始和大隊脫離，一直到台灣，我都是被分遣到個別的工作崗位上做事。便衣組自始就直屬總裁辦公室第八組配屬下接受指揮，受到當局相當大的重視，因為我們慢慢接觸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機密便成為我們最起碼的工作原則，我平時就不太愛亂說話，這大概是我能夠被挑入便衣組的一個原因。

危急中蔣介石只信賴貼身侍從

國民黨在大陸的敗退速度，是相當叫人吃驚的，許多國民黨要員紛紛找空隙，向台灣“轉進”。這時，連蔣介石最親密的“達令”——宋美齡，在蔣先生下野時，也跑到美國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齡是抱着什麼樣的心情出國的，也不論他們夫妻之間，到底有什麼共同的默契，一向受眾人包圍的蔣介石，孤零零一個人在溪口沉思對策，滿目凄然，不勝感傷。

在太平時期，蔣先生出門，一向是有好幾隊的衛士和他周圍的核心侍從，隨侍在側。但是，自從引退到溪口以後，他每次到各地視察軍務，都只帶他的一組貼身侍從。有時候，即使我們便衣組這樣的“中衛”，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見他那時行蹤的保密程度，我們多半是事後才曉得他的行蹤。

蔣先生從溪口撤退以後，他的行動路徑，大體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台灣、廣州、重慶、台灣、廈門、台灣。除了台灣以外，有人說，1949年只要是蔣先生去過的地方，沒有幾天就被**佔領了，這話雖然聽起來像是一句玩笑話，可是在那個危急存亡的關頭，聽來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懼啊！

特務大隊接到上級撤退命令，我們在寧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級要便衣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軍招待所駐防，等蔣先生到來，其他的特務大隊人馬，則在俞濟時的命令下，先到花蓮待命，準備隨時反攻回去。

在大陸“撤退”時，便衣組的任務是隨扈蔣先生，補充侍衛人員勤務之不足，而臨時編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們就要在他到達之前先到，佈置安全任務。

不久，蔣先生要在國民黨中央政府臨時辦公地點的廣州，和代總統李宗仁晤談，上級特地在基隆徵用了一艘民船“華聯輪”，準備供蔣介石到台灣。為此，上面還在廣州為便衣組人員每人訂做一套新的中山裝，另外也為每人買了一雙新皮鞋。

但是，形跡詭異的蔣介石，並沒有依計劃坐這艘民船撤退到台灣，這艘船又原船開回了台灣。後來我們才知道，蔣先生和李宗仁面談之後，就直接乘飛機到重慶，離開重慶時情況已相當危急，在緊急狀態下他便乘飛機走了。

蔣介石最後一次踏上大陸土地，是去廈門視察，我們便衣組又奉命到廈門鼓浪嶼待命，準備他會去那邊住上幾天，可是，這回我們又是撲了一個空。他在廈門開完幹部會議以後，就直接回台灣，廈門隨後就被解放軍佔領。自此，他便從未再回到大陸，蔣介石時代正式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