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裏來的苦肉計

中國曆朝歷代的史實告訴我們，太子繼承大統，總是會有一些血腥事件發生。畢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馬，而且，若是太子的權威既經老皇認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績出來，讓老皇覺得不負所托，這才有可能讓老皇心甘情願地把天下拱手相讓。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假設人們不能體認到這一點，而且一貫地抹殺這個必然的話，豈能不自食惡果？

俞濟時，這位出身黃埔一期的侍衛人員老長官，就嘗到了這個苦果。

以俞濟時在蔣介石侍從室的資歷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還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我記得還是在蔣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時日，我在溪口守衛墳庄，每天晚上，總是可以看見個頭矮小、穿件長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時獨自一人到各處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時擅離職守或是不負責任，輕者記過扣薪，重者立刻調離，絕不寬貸。

儘管要求嚴格，平日待便衣人員總是很親切，從他平日一言一行觀察，我覺得他對領袖始終是忠心不二，所作所為，也都是為了替蔣介石盡忠。可是，當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以後，他在侍從室的崇高地位，卻因為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動搖。

特務大隊撤台之初，在俞濟時的策劃指揮下，所有的五個隊，有四個隊派駐在花蓮，俞濟時所持的一個理由，是為了隨時準備“反攻大陸”，花蓮是台灣少數幾個比較隱秘的海港，是最適合像特務大隊這樣的侍衛單位閃電移轉防區的港口。

我們便衣組人員，則是直屬總裁辦公室的第八組管轄，初到台灣，我們駐防在桃園大溪的中山堂。所謂中山堂，其實不過是一間很普通的日式建築。1949年7月間，蔣介石訪問菲律賓，那時他就住在這裏。他去菲律賓，還是俞濟時帶了一小部分資深侍從人員，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蔣經國擺出接班架勢時，俞濟時彷彿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身處危境。1950年，蔣經國正在積極籌備政工幹部學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馬上可以派上用場的人馬，他第一個就想到俞濟時手下的侍從室年輕人員，這是蔣經國打的如意算盤，他希望把年輕一點的侍從人員，變成幹校第一期的學生。因為，這樣既不必在人員訓練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衛人員沉着冷靜、見多識廣，蔣經國早就希望把這股勢力轉為自己所用。但他沒有想到俞濟時一口就回絕了蔣“太子”：“蔣總統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衛人員給你調去幹校當學生受訓，那麼官邸的安全勤務誰能負責任？”

1955年6月初某個晚上，一個十分離奇的事件發生了。

俞濟時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槍時，突然發生了槍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彈擊傷。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項由陸軍指定單位參加的軍事演習，蔣介石要親自前往校閱，依照慣例，只要是蔣先生在的重要場合，俞濟時一定會事必躬親，親自前往督導大大小小的警衛安全事宜。然而，他這麼一受傷，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裏，蔣經國的政工特務，卻宣稱提前破獲了一個有軍人和外國勢力涉及的“叛變”計劃，當晚部分演習部隊隨即被緊急調換。據說，當天演習部隊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這顯然是指“孫立人對領袖圖謀不軌”的事實。

就這樣，孫立人和他的主要幹部被捕，準備接受軍事審判。

孫立人案，近年證明是一宗政治冤獄，是有關方面當年蓄意打壓這位傲岸不群的少壯將領，至於是不是刻意製造出來的誣陷冤案，有待歷史見證。

可是，孫立人和俞濟時怎麼扯得上關係？不但俞濟時自己被弄得一頭霧水，連蔣經國自己都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證明俞濟時和孫立人是一夥的。可是，演習當天，俞濟時沒有和往常一樣，親臨現場指揮侍衛人員佈置安全，就算他和孫立人不是站在一條線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報”吧！

就在情報系統這種簡單而欠缺證據的推理下，可能蔣經國跑到爸爸那兒，狠狠地參了俞濟時一本。

“天下哪有這麼巧的事情，什麼時候不好槍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閱演習的前夕，發生槍支走火，更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打傷了大腿，您看這合情理嗎？是不是要借故不到會場，故意使出這樣的一計苦肉計？……”

蔣宋夫婦一向對俞濟時是深信不疑的，俞濟時忠心耿耿跟隨他們幾十年，牛馬驅馳、披星戴月，他們夫婦是有目共睹的。

俞濟時這個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譽，他當過杭州保安司令，那時，地方父老都把他當作是包青天一樣看待，還當過八十六軍軍長。部隊駐在壽昌時，家父還為他高堂老母看過病，我記得那時自己還小，父親在為俞母診治痊癒后，俞還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槍，要給父親當作紀念品，父親頭一次見到槍，立刻又親自把那把槍送了回去，從這點可以看出，俞濟時是一個強調知恩圖報的人。

記得在抗戰勝利以後，俞濟時時任軍務局局長，他刻意培植了一批個子矮小、精明幹練的衛士以及少、中尉級青年軍官，派到各地戰地指揮官的身邊，充當蔣介石在各個軍事指揮官身邊的耳目，只要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這些青年軍官一定向他回報消息，所以，他無異培養了一批軍中情報員，專門監視各戰地指揮官的忠誠與動向。

當然，從國共戰爭的結果來看，俞濟時這一招並沒有發揮比較大的作用，可是，他畢竟強化了國民黨部隊中的政工力量；然而，他的這個做法，也招致了外人批評的口實，例如說他藉此培植自己的勢力等等。

憑藉著他是蔣先生的黃埔一期學生，而且又是奉化同鄉，老先生對他長年的奉獻是堅信不移的；在宋美齡方面，俞濟時下的功夫也不差，所以，在夫人這邊，對俞的信任更有過之，因而，也有人認為俞是“夫人派”的人。

可是，父親畢竟比較相信自己兒子，何況，蔣介石覺得兒子能夠運用自己培植的力量，破獲孫立人案，讓美國人的陰謀落空，兒子的功勞厥偉，自然對他言聽計從、樣樣應允，其他任何的解釋都是多餘的。何況，俞濟時那天未到校閱現場，是個不爭的事實，一個資深武官竟會在擦槍時走火，這也是教人無法不起疑竇的。

蔣先生的個性就是這樣的極端化，他對一個人的好惡是非常分明的，這次的事件以後，俞濟時從此逐漸被迫離開了侍從室的核心領導地位，但是，蔣先生還是給他安插了一個上將銜的“國策顧問”，讓他至少有一張冷板凳可以坐。

俞濟時不再插手侍衛人員的決策之後，官邸的大小事件，就全部由“總統”侍衛長一個人全權負責處理。

當時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當俞濟時被蔣介石父子削去權力后，蔣經國有時遇到俞氏，卻是神色自若，非常親切，好像兩人之間從來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蔣經國的城府之深，那時我們總算領略了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