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就是三角區(3)

24日早晨，卡帕看到柯尼將一種阿拉伯馬尾，就是傳統的“肩巾”系在那個作戰單位的軍團旗幟上，之後讓其軍官到他那邊去。“奠邊府是個打擊，”他說，“但現在都過去了。我們必須翻開新的一頁。我們必須朝前看，前方就是三角區之戰。”吃午餐的時候，柯尼的高級軍官之一，中校讓·拉卡佩請卡帕陪他一起去完成一個任務，去消除和掃平兩個小要塞，是多愛桑和唐迪姆，就在從納姆丁村通往東邊20英裡外的泰賓村之間的一條公路上。拉卡佩保證，他會拍到很多好照片。卡帕接受了邀請。當天晚上，在納姆丁村“一個骯髒和到處是臭蟲”自稱為“現代飯店”的賓館裏，卡帕同意跟《時代-生活》雜誌的約翰·麥克林和吉姆·盧卡斯一起出發，盧卡斯為《施格里普斯-霍華德》工作，也是本世紀最優秀的美國戰地記者之一。盧卡斯後來50歲還去報道越南戰況，他後來死於酗酒。麥克林、盧卡斯和卡帕坐着等到早晨3點鐘，大家一起喝卡帕拿來的科尼亞克酒。卡帕對很多記者鬆鬆垮垮的態度很是反感，也瞧不起他們的工作：在法屬印度支那，他們膽子太小，根本不敢走到足夠近的距離去拍攝真正發生的事情。“這也許是最後一場惡戰，”他說，一邊攪着杯里的科尼亞克酒和蘇打，“大家都抱怨法國人的公共關係沒有搞好，問題在於大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記者之間的戰鬥。沒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也沒有人告訴你任何事情，這意味着，一個好的記者是自由的，他每天可以到處跑。”卡帕沒有提到自己妥協的立場。的確，從他一生的職業生涯來看，他這還是第一次站在了錯誤的立場上。魯斯需要說明法國勝利的照片，而不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的照片。這與卡帕在西班牙報道各種情景時已經有很大的差別，當時，卡帕堅信自己是一個以萊卡相機支持共和黨人事業的最能幹的宣傳工作者。5月25日，星期二，早晨7點，拉卡佩的手下之一來找卡帕、麥克林和盧卡斯。卡帕準備好了一瓶威士忌，還有一小瓶冰茶。“這會成為一個很漂亮的故事的，”卡帕說，“我今天會有很好的表現。我不會侮辱我的同事的，我再也不會提自己的作品有多麼了不起。”他們越過了紅河，之後，這個縱隊開始朝多愛桑前進。早晨8點40分，子彈射出來了。記者很快尋找掩體。在後面護衛的法國人的幾輛坦克開火了。卡帕從吉普車上跳下來，開始拍攝繼續在周圍的田裏割稻子、看上去無動於衷的一些農民。護衛隊等待繼續前進的命令期間，卡帕涉水去一塊稻田，想離幾名婦女更近一些，他決心完成他與《生活》雜誌的艾德·湯姆森說好的那個“苦米”項目。最後，縱隊又開始前進。但是，幾分鐘后，一聲爆炸又使部隊停止前進。前面傳話來說，一輛卡車觸雷了。4個人死掉了，6個人受了傷。之後，越南人的迫擊炮開火了。情形越是危險，越是混亂，卡帕的精力看起來就越是旺盛。盧卡斯看見他冒着迫擊炮火將一名受傷的南越士兵抬上吉普車，之後，他又開車將他送到一個前哨進行急救。炮火的間隔期間，卡帕拍到了人們從一名已經死掉的南越士兵身上搶奪步槍、鞋子和野戰乾糧——那士兵的屍體就在一口池塘的邊上，四肢叉開的樣子。他又拍了一張一個士兵拿着探雷器在探雷的照片，還有幾個士兵在稻田裏尋找架設迫擊炮的位置。他敏捷地跑動着，他有很強的風險意識，知道每新拍一張照片意味着多大的風險，只有一個41歲的人，一個歷經5次戰爭的老手，才明白這裏面的危險。“跨越開闊地帶的時候他很小心，”麥克林說，“但如果他看到好照片，而且只有冒險才能夠拍到的時候，他就會冒那個險。”在東嘴塘，一位法國上校請麥克林、盧卡斯和卡帕過去吃午餐。卡帕沒有去。他想繼續拍他的“苦米”故事，哪怕《生活》雜誌有可能不登載這些捕捉戰爭非正義性的照片。為了避免正午的太陽，他躲在卡車下面拍。麥克林和盧卡斯下午兩點吃飯回來后，發現卡帕正在卡車底下睡覺。他們問他還剩下多少膠捲。“這就是我在這裏做的事情，”他微笑說，“省膠捲。”三個人回到吉普車上，在這個縱隊其他的車輛中間穿行。下午2點25分，他們到達一處碉堡，周圍有鐵絲網圍着。爆炸專家正在埋炸藥。“故事差不多都拍完了，”卡帕說，“但我需要那個碉堡炸飛的鏡頭。”再走幾百碼遠之後，這個縱隊又一次受阻，前面有越南人埋伏。記者們到了拉卡佩身邊。“什麼情況？”卡帕問。“到處都是越南人，”他回答說。卡帕再次跳上吉普車的頂蓋，好再次拍攝迫擊炮開火的情況。記者身後裝滿士兵的卡車多次狂按喇叭，要他們繼續前進。卡帕慢慢拍他的照片。“那是不錯的一張照片，”他說，最後才爬進了吉普車，讓縱隊繼續前進。離下一個堡壘坦萊還有三英里，太陽也曬得正歡，此時，當天最激烈的戰鬥打響了。法國人的大炮、坦克和迫擊炮朝他們的身後打過去。約在一英里遠的地方，一個小村子的樹上有輕武器在還擊。幾秒鐘內，能夠聽到的就只有“金屬小塊從頭頂飛過的一陣陣的咻咻聲，地雷可怕的哄哄聲，還有敵人的迫擊炮傳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