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月亮(3)

直到某一天，校園裏一個有蛙鳴的夏日夜晚，我們一次比較有意義的長談中，他通知我，雖然實踐範疇作為科學工作者，他堅持唯物論，相信科學；但是，本質上，他是個不可知論者。他跟我談到量子力學，宇宙和人類歷史以及該死的哥德爾定理——該死是我的看法。原來這個世界以及我們的存在並不是確定的，不過是個概率分佈；原來根本分不清真偽，甚至沒有“非”的定義，任何一個我們信奉的、賴以生活的定理都是不完備的；未來不是給定的未來，而是一種“構造”（天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還說到哲學——他讀研以前，我尚在中學，有幾年只憑書信交流了，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讀起西哲——這原是他成為準科學工作者之前不屑的；那時候他認為研究現象就夠了，哲學只會是聰明人糊塗。他推薦我看加繆的小說——比如《局外人》，既然我不會去讀純理論書。我抬抬眉毛，做了個“老天”的表情。我知道加繆說自殺是唯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這話讓人一聽就鬱悶——然後他說算了，別費事看了。他又第一千遍講起他那個跳樓的導師，可和每次一樣，和校方一樣，對這位中年有為的教授為何輕生語焉不詳、諱莫如深。最後，在我疲倦的覺得大腦吸收不了更多信息時，他看着我說：“你什麼都沒經過，看得少，我說的你還不明白。”我一直是他的好學生，況且我長大了，這一次，我聽得比以前好多次更明白。是的，我長大了，不會再把他語氣里的無所不知、滄桑和厭世——好像有那麼一點——太當回事。男人就是這樣的，尤其是他這種。總想顯得比別人能。其實我都明白，我不說，不讓他知道我有多明白。想到這，我狡黠的笑了。十九歲的月亮……我想我現在對他那時候的話更明白一點了，後來我也對一兩個朋友發表過類似的宏論；可是他大概又update4了，至於怎樣變的，他不說了。我想問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問以致忘了。我就眼看着他向著一團霧氣滑去。身邊人數了數盒子裏的錢幣，大個的撿進了口袋，其他的硬幣在手中轉了一圈，叮叮咚咚投回去，又倒出來。“嗨，雖然下班了，我還想問問——你有零錢嗎？”我拍拍口袋聳聳肩，“沒，我是個很窮很窮的學生。”我笑了。從沒和乞丐搭過腔呢，在國內也沒有。“噢。”好像也不失望。我突然想和他說說話，我好像好久都沒和人好好說說話了。陌生人？男子？外國人？乞丐？我們之間有很多溝壑，可是和我一個大院長大，認識同一類人，做過差不多的事，進了一間大學又到了一個國家的人，我跟他還有什麼好說呢？你念過多少書？你是本州人嗎？你有兄弟姐妹嗎？為什麼到這裏？又要去哪裏？你會在地鐵口吹口琴嗎？你晚上有地方睡嗎？是不是政府的那種市民廣場旁的房子？你會不會也在街心花園和流浪的姑娘聊天？——啊，你有過女朋友吧？……可是我什麼也說不出，看着他掏出一把小刀，細細的修着錫皮盒的邊緣。一把黑柄的刀，刀刃比手指稍長，似乎很鋒利——也可能錫皮不經削，輕輕一下，一圈就掉下來。已經很平滑了，他卻還不滿意，盒子在他手中短了一截。看來他並不期望盒子有一天盛很多很多的錢啊。我看得太久、太直接了吧，超過了禮貌的界限。幸虧他並不注意我。還是想不出如何開始對話，算了，我又掏出小說，雖然光線不太亮了。記不住看到哪了。男主角流浪天涯，僅能吃飽，看不到改變生活的希望，卻滿足；女主角目標明確——嫁人，嫁一個願意娶她的人，卻一肚子困惑。這樣的對話，放之四海，各個種族，職業，性別、年齡的兩個人之間都能寫成一本書。活着、幸福、未來……一千個花園能有上萬個版本的對話，可說來說去，也差不多，不是嗎?有些人就是這樣執著於繁瑣的細節，執著於活着，如何活着以及為什麼活着；還有些人，什麼都看透了淡了，揮揮手不說了。以前以為看透很難，得經過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可不。我就覺得我比我爸看得透。可他過得比我有滋味。我羨慕他有文革抄家、下鄉、做幫運工、30歲背着我寫論文的苦難史，這使他的奮鬥有了參照，有了意義。時代的浩劫分散了他的心思，使他一生為一個個細節殫精竭力；社會的不公使他可以怨天尤人，而不用歸罪自己，更不用思考什麼形而上。我覺得老爸有時候很天真，50多的人了，沒有一輪分房他不氣——自己有了三居室還替人不平。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可意外的，貪污**、黨同伐異都是社會的必然。我不相信任何人類足跡所到之處有絕對的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我只相信自己。其實只有自己才是我真正懷疑的。活了二十幾年才發現我所作的選擇都不是選擇，只是憑藉慣性，一步步，走到今天。現在驅使我選擇的慣性力量越來越小——所謂有了自由——我好像得自己生髮出點力；可讓我接着滑的社會慣性越來越大。我沒理由不，我找不出更好的路徑，我其實別的什麼都沒嘗試過；如果達不到應該的那個高度，我只能怪自己。可是我“自己”真的在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