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三十年(5)

散會之後，丁玲去車站等車，這時沈從文急急忙忙趕來。林斤瀾不便站得太近，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以一個小說家特有的細節和敏感，回憶他所看見的情景。沈從文臉帶笑容，在熱情地談着什麼，一直看着丁玲，顯然表露出一種關切。是詢問北大荒的生活？是邀請丁玲前往家中一敘？(沈從文的家就在附近)……詳情無法得知，但可以斷定是沈從文關心着丁玲的近況。丁玲此刻沒有絲毫老舍同她寒暄時的興奮，始終板着面孔，而且不大願意和沈從文交談。眼睛不時望着別處。後來，沈從文一個人離開車站，走回家去。在沈從文與丁玲的交往中，這只是一個極小的細節，但似乎仍能反映出他們在當時那種情形下的某種心態。他們的談話內容無法知曉，但從此時的具體環境來看，沈從文出於關心而詢問一些情況的可能性極大。林斤瀾揣測，沈從文的談話至少有這樣三個內容：詢問丁玲的北大荒生活；邀請她到家中坐坐；打聽好在北京的住處以便同夫人前去探望。丁玲在沈從文面前表現出的冷漠態度，足以說明丁玲自覺到他們之間存在着矛盾，不管沈從文自己是否有同樣的感覺。丁玲之所以這樣，大概可以有這樣的解釋：她和沈從文的確有個人之間的糾葛，她不願意再理睬沈從文。或者，儘管沒有直接的個人矛盾，但在丁玲看來，她儘管被打成右派，但她和曾被認為是“反動文人”的沈從文還是有根本區別。對來自過去同志間的問候，她會感到興奮，但對沈從文，則另當別論。她顯然有着清醒的意識，不屑於同自己陣營之外的人表現出親切，雖然她還在落難時。這是兩位昔日友人在特殊時代的一次重逢。但它只是一片落葉，沒有生機，沒有綠色的喜悅，僅僅點染出暮秋的蕭瑟。這是他們在中國發生更大歷史動蕩前的最後一次見面，在隨後到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各自的命運會遭到不同折磨。沈從文被迫放下古代服飾研究工作，在湖北農村幹校里勞動。丁玲受到的磨難則更為嚴重。自“文革”一開始，她就理所當然地成為“革命”的對象，1970年夫婦倆又被送進了北京的監獄。受難的人們，不管他們之間有着多麼大的分歧，但對未來的願望會是一樣的，那就是磨難終會結束，祖國的春天會再一次溫暖他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