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三十年(4)

我不了解丁玲向有關方面傳達沈從文請求的情況，只知道沈從文很快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陳列組工作。陳漱渝還寫到，到1952年，沈從文又曾致函丁玲，托她推薦自己的文章去發表，還向她借100萬元。陳漱渝還認為，自1955年丁玲陷入逆境之後，自然無法再關照沈從文了。張兆和與虎雛說他們當時、或者以後在家中從未見到過丁玲等人來訪，如果在他們不在家的時候丁玲來過，那麼作為家中的一件大事，其他人應該提到，但他們從不知曉。他們還否認向丁玲借錢的事情，認為根據他們當時的經濟狀況，不大可能去向別人借錢。他們說，解放后沈從文與丁玲兩家的往來，主要是精神上的，不會是經濟上的。沈從文希望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別的。至於沈從文希望丁玲幫忙聯繫安排到從事工藝美術研究一事，他們也認為不大可能，因為在1950年9月8日給丁玲寫信之前，沈從文已經到歷史博物館工作了一年了。(1990年11月16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但是，沈從文此次寫信時，正離開歷史博物館在革命大學學習。所以有可能向丁玲求助，以免重新分配時調離歷史博物館。在以後的歲月里，他們依然維持着脆弱的聯繫。時光變遷，昔日的歲月不再重返，他們因為各自的志趣和選擇而不會再產生友好的情意。在未來的生活里，他們將分別走自己的路。康濯提到過一件往事：“解放以後，組織上派丁玲去看沈從文，動員他不要在歷史博物館。丁玲拉嚴文井一起去，談了很深很久。沈從文說考慮后再定。後來沈從文寫了一封信給丁玲，說他沒法寫，寫不出來，還是搞歷史研究。”(1989年12月15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嚴文井回憶，他記不得有康濯所說的這件事。他說，他早在30年代就認識了沈從文，所以去看沈從文，並不需要別人帶着去。他分析，從1949年到丁玲開始跌入逆境的1955年，幾乎每年文化界都有運動，這段時間，不可能想到讓沈從文出來搞創作。1957年後沈從文參加了一些文藝界的活動，但那時丁玲已經被打成右派了，自顧不暇，怎麼會去動員沈從文重新拿起筆呢？(1990年4月16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1955年，“肅反”的政治風雲把一直處於順境的丁玲，一下子推進了逆境。昔日的功勞、榮耀，頓時化為雲煙散去。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革命作家，而是被定為“反黨集團”的成員。1957年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又把她和馮雪峰並列，打成“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她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丈夫陳明也同遭厄運，都成了“右派分子”。被自己所鍾愛所為之奮鬥的事業拋棄，丁玲是痛苦的，她縱然有對黨對革命的真誠情感，縱然清醒地認為自己是蒙受冤屈，是黨內宗派鬥爭的犧牲品，但她也不能一時間改變她的命運。她的作品，會一次次被人們拿出來批判，她的名字會久久地蒙上污垢棄之一旁，就如同沈從文曾經遭遇過的情形一樣。她不再屬於這個時代，她只能默默地堅守信念，在遠離城市的北大荒勞動。沈從文在經歷過靈魂的洗滌之後，已經擺脫困惑，獲得了對人生的重新認識。他自覺地泯滅了對文學的熱情，轉而迷戀古文物，在歷史博物館故宮的高牆大院裏與沉寂的生命相伴，為祖國發掘文化遺產。世事滄桑。兩個人，從不同的路走到這個時代，又以各自的生活方式、生命寄託，繼續走着他們的路。從表面形態而言，他們後來的生活已經相似，他們都被迫離開鍾愛的事業，都被人遺忘，但他們內心的距離卻依然遙遠。現在，他們互相都不再需要對方的任何幫助，也永遠不會如親密朋友一樣往來了。陳漱渝說，丁玲在陷入逆境的20多年間，“生活相對安定的沈從文似乎也並沒有在精神和物質上給淪為流囚的老友以些微的幫助”。其實，對於丁玲，即使她蒙受冤屈，她也不會將自己視為同沈從文一樣的“天涯淪落人”。林斤瀾回憶他在60年代經歷過的一件往事，那是在1960年召開的第三次文代會期間。林斤瀾說這是反右之後中國文藝界遇到的一次短暫的“小陽春”，周恩來、陳毅等對文藝問題先後作了基調和緩的報告。這次文代會上，被打成右派放逐北大荒的丁玲，出人意外地受到邀請。回到北京參加會議。打成右派之後，她的中國作協理事一職仍然保留着。會議期間，中國作協在東單總布衚衕的一個四合院裏，舉行過一次作家聯誼會，林斤瀾在會場上同時看到了沈從文和丁玲。在這之前，林斤瀾通過汪曾祺早已認識了沈從文，與丁玲則不熟悉。林斤瀾看到，仍然身處逆境的丁玲，在昔日熟悉的京城文學界人群中，顯得孤單寂寞，無論她的同輩人或年輕人，似乎心裏都罩着政治陰影，不敢或不願意與她交談。在他的印象里，只有老舍在休息時與丁玲寒暄過。好像為了避免節外生枝的麻煩，寒暄時老舍特地提高聲調，詢問丁玲的身體如何、北大荒的氣候冷否。林斤瀾看到，對於老舍這樣簡單的問候，丁玲感到異樣的興奮，臉上溢出了笑容。這畢竟是珍貴的問候。在會場上，沈從文無例外地同許多場合一樣，悄悄地坐在一個角落。既沒有發言，也沒有與丁玲寒暄。但在聯誼會結束后，在總布衚衕附近的一個公共汽車站上，林斤瀾卻意外地見到了沈從文與丁玲見面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