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三十年(3)

他的希望沒有完全破滅。張兆和回憶，當時他們談過，在**那裏，有一些朋友和學生，他們寄希望於有人會幫他們說話。沈從文歷來以非黨非派自居，他批評過**，但也同樣批評過國民黨。雖然他與北大校長鬍適關係密切，但沒有離開北京到台灣去。解放軍進城了。丁玲進城了。張兆和回憶，他們在得知丁玲回到北京的消息后，非常高興，沈從文馬上前去拜訪，處在困境的沈從文，盼望着昔日的友人向他伸出熱情的手。然而，這次重逢，卻使他們感到失望。沈從文第一次去看望丁玲，是由十二歲的二兒子虎雛陪同的。虎雛記得是在1949年春天去看望丁玲，當時還穿着棉衣，因為打仗，學校沒有開學，具體時間應是二三月之間。這就是說丁玲重返北京的時間不是1949年7月。虎雛和父親來到位於騎河樓的一個大院。鐵門前，有解放軍士兵在站崗。丁玲穿着灰布軍裝。在虎雛的印象中，丁玲不像他們預料的那樣熱情。她顯得冷淡，說話沒有老朋友的樣子，像是禮節性地接待客人。(1990年11月16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虎雛寫過他對這次父親與丁玲重逢的印象：誰能負責呢？指望誰來解開他心上的結呢？我們都想到了一個人，她在大人的記憶里，在我們兄弟感覺到的印象里，是那樣親近，沒有什麼事情不能同她商量、向她傾訴，只有她最了解爸爸，能夠開導他。爸爸信任她，也在盼着見到這位老朋友。終於，得到了丁玲的口信，原來這麼近！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動和期待。沒幾步，到了北池子一個鐵門，穿棉軍裝的門崗親切地指着二樓。暖融融的房間陽光充足，我看見爸爸綻開的笑臉，帶一點遲滯病容……回來我一直納悶，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點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識首長客氣地接見，難道爸爸媽媽那些美好的回憶，都是幼稚的錯覺？那暖融融大房間的冷漠氣氛，印在我記憶里永遠無法抹去。(《團聚》)這次見面之後，張兆和也和沈從文一起去看望過丁玲，張兆和說，本來她預料丁玲見到他們會感到興奮的，因為自上次北京見面后她與丁玲已有十多年沒見面了。張兆和特地帶上當年看望幽居南京的丁玲時，為丁玲的兒子拍的照片。但她很失望，丁玲拿到照片，沒有任何激動或高興的表示，只是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對他們的求助，也只是淡淡地敷衍幾句。沈從文不再寄希望於朋友能幫他擺脫困境。他只有獨自品嘗自己種下的苦果。1949年春末，在日漸嚴重的精神恍惚狀態下，一天，他甚至選擇了自殺，用小刀割破手臂上的血管。被救活之後，沈從文仍然沒有完全恢復理智，在病房裏卻認為是被關在監獄裏。他有許多困惑，他不理解他的朋友、學生在他需要幫助時，為什麼不來看他。他對前來看他的馬逢華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這個當過多年小兵的鄉下人，就算是過去認識不清，落在隊伍後面了吧！現在為什麼連個歸隊的機會也沒有？我究竟犯了什麼罪過？**究竟要想怎樣處置我？只要他們明白地告訴我，我一定遵命，死無怨言。為什麼老是不明不白地讓手下人對我冷嘲熱諷、謾罵恫嚇？**裏面，也有不少我的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學生，比如何其芳，要他們來告訴我，**對我的意見也好呀！——到現在都不讓他們來。(轉引自《“行伍”作家沈從文》)但陳明否認了丁玲沒有去看沈從文的說法。陳明說當時他和丁玲曾一起去看過沈從文：“大概是在他自殺之前，丁玲和我約何其芳去看他。記得他們住在西單那邊。是沈從文寫信要丁玲去看他的，丁玲那時還不是作家協會的負責人。“我們見到他神經很不正常，很緊張，說話也有點語無倫次。他說，今天早上我聽到雞叫，雞鳴散，我的家就要散了。丁玲告訴他，**即使整再多的人，也不會整你的。“在我看來，那時從公從私，丁玲和沈從文都沒有芥蒂。政治上的因素，沒有影響他們個人的友誼。”(1990年4月12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陳漱渝的文章《乾涸的清泉》中則是說丁玲看望沈從文，是在沈從文自殺之後。他寫到，丁玲聽說沈從文自殺的消息后，立即和陳明一道去看望。為了使談話更無拘束，還特約了一位“京派作家”何其芳。丁玲勸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嚇，要他把空洞的自大處和過分的自卑處統統拋掉，拋得越快越多越好。臨行前，丁玲以二百萬元相贈——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老友的關懷和開導使處於精神崩潰邊緣的沈從文深受感動。1950年9月8日，他給丁玲寫了一封三千餘字的長信，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大陸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敗感佔了主位”，感到“什麼都完了”。由於“怕**，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導致神經失常，“只覺得家庭破滅，生存了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他“實在需要得到一點支持，才能夠不再崩潰”。二、通過學習，檢討自己，“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態，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於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三、他請求丁玲轉告有關方面，希望能得到**的諒解，安排他從事工藝美術研究，“為將來建設中的人民工藝美術的保存與發揚終生服務”；同時，希望丁玲勸他妻子留在他的身旁，因為他“目下還能活下去，從挫折中新生”，即因為有妻子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