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三十年(2)
連他的朋友巴金,遠在上海,也為在北京的他而擔心。巴金責怪他不該對自己並不熟悉的政治問題發表見解。汪曾祺回憶,1947年他見到巴金時,巴金曾讓他給沈從文帶口信:埋頭寫小說吧!(1990年9月與作者的談話)沈從文的文章1946年11月在《大公報》發表,第二年2月,林默涵就在《新華日報》上以雜文《“清高”和“寂寞”》予以批判。更集中激烈的批判,在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上展開。這是**領導的對當時國統區出現的“第三條道路”的政治思潮批判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批判沈從文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雜文《斥反動文藝》。這篇文章集中批判沈從文、朱光潛、蕭乾三個“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文章中對朱光潛、沈從文、蕭乾作了犀利的批評,他用藍、紅、黃、白、黑幾種色彩來勾畫他們的政治面貌。其中“紅”專指沈從文。郭沫若寫到:什麼是紅?我在這兒只想說桃紅色的紅。作文字上的**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如沈從文的《摘星錄》、《看雲錄》,及某些“作家”自鳴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儘管他們有着怎樣的借口,說屈原的離騷詠美人香草,索羅門的雅歌也作女體的頌揚,但他們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鬥爭的情緒,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對派而活動着。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着“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謚之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遊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這些話見所作《一種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報》)這位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負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嗎?郭沫若把沈從文等劃歸到反人民的御用文人行列。今天是人民革命勢力與反人民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反人民的勢力既動員了一切的御用文藝來全面“戡亂”,人民的勢力當然有權利來斥責一切的御用文藝為反動。但我們也並不想不分輕重,不論主從,而給以全面的打擊。我們今天的主要的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這一批“作家”。他們的文藝政策(偽裝白色,利用黃色等包含在內),文藝理論,文藝作品,我們是要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的。無情的批判。激烈的言詞。一篇會影響他們三人後來命運遭際的文章。沈從文必然要嘗到這個苦果。就在丁玲以勝利者身份即將重返北京城的1949年春天,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學校園裏,沈從文正遇到歷史的諷刺,政治的鞭撻。汪曾祺回憶:一天,北京大學貼出了一期壁報,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不知道這是地下黨的授意,還是進步學生社團自己乾的。……這篇壁報對先生的壓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經極度緊張,到患了類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懷疑有人監視他,製造一些尖銳聲音來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這張大字壁報。(《沈從文轉業之謎》)凌宇在《沈從文傳》中也寫到這一事實:“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大學一部分進步學生,發起了對沈從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標語從教學樓上掛了下來,上面赫然觸目地寫着:“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沈從文的另一個學生馬逢華的回憶可以證實,北京大學開始的對沈從文的批判,應是在解放軍圍城時期。除了抄寫郭沫若的文章,還有其他批判性壁報。他寫到:北平圍城的後期,**的地下工作人員已經半公開地在北京大學展開了活動。住在紅樓的人,早晨起來開門,常會有一本小冊子從門縫中掉下來,封面往往印的是老舍或周作人的什麼作品,打開一看,裏面不是《新民主主義論》,就是《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這個沉悶了好久的北大“民主牆”上那些壁報,忽然又熱鬧起來,並不知道為了什麼,有幾個壁報集中了火力向沈從文展開攻擊。還有一份壁報把郭沫若從前在香港寫的辱罵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報指責他作品的“落伍意識”,有些則痛罵他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妓女作家”。(《懷念沈從文教授》,轉引自台灣姜穆《“行伍”作家沈從文》)突如其來的這種陣勢,沈從文害怕到了極點。一生中他經歷過許多磨難,但眼前發生的情況卻是他從未見識過的,他不知道他這片被捲起的枯葉,會飄向何處。他顯然更加恐懼在解放軍進城之後,自己的未來更加難以預料。他給在香港的表侄黃永玉的信中這樣說過:“北京傅作義都已成瓮中之鱉。長安街大樹均已鋸去以利飛機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轉引自黃永玉《這一些憂鬱的碎屑》)沈從文完全被多疑、恐慌所包圍。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嚴重。樓適夷說,當時他和黃永玉都在香港,他知道沈從文害怕將來無路可走後,就要黃永玉寫信告訴沈從文:**不會對他怎麼樣。(1990年5月18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然而,沈從文精神沒有解脫,他逐漸出現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現象。在家裏,站在窗前,望着衚衕里來往的人,他會緊張地說:“他們來抓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