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重逢忽起波折(1)

悠長的等待，難耐的磨難，終於在1978年結束。丁玲的“右派帽子”在這一年被摘去，這時，她和陳明還在山西長治農村的一個小村莊裏接受勞動改造。幾年北大荒，幾年北京監獄，幾年窮困山村，她的二十餘年寶貴的時光，就這樣在沉默中流逝得無影無蹤。但生命的又一個春天，帶給她創造新的未來的激情。1979年3月，她的《牛棚小品》公開發表，在文壇銷聲匿跡多年的名字，重又與世人見面。沈從文繼續開始他對古代文物的研究。他的工作，逐步引起人們的重視。多年來遭受的冷漠，也開始解凍，他的價值漸漸顯露出光澤。但他依然頑固地堅守着他的堡壘，把文學擯棄門外。他早已經過了人生大的轉折，儘管現在他可以坦然地如同所有作家一樣重操舊業，可他生命之河已經流向另一個彎道，他迷戀業已與生命為伴的文物研究，在寂寞的事業里自有他的樂趣。一場惡夢，一場浩劫，留給他們只有短暫的時光。人的生命，耀眼的光芒和灰暗的陰影，都已經在歷史無情的流逝中成為過去，成為記憶中永遠無法抹去也永遠無法重溫的幻影。他們幾乎與世紀同齡，當浩劫過去，縱然仍萌生青春一樣的熱情和希望，但時光匆匆，衰老畢竟無法抗拒。也許，他們願意做出一兩件雄心勃勃的壯舉，但歷史時鐘旋轉得如此之快，他們創造新的未來的熱情，最終會轉而成為對往事的凝眸沉思。當然，這沉思本身不會僅僅是懷舊性的，對未來它也能具有啟迪。老人往往會如此。雖然丁玲與沈從文在許多地方有着顯著的差別，但歷史留給她的也同樣有歡樂與痛苦交織一起的體驗。近些年發生的一切，他們很難一一理出頭緒。與他們有關的人和事的無規律的變遷，留給人們有着複雜的說不清是悲劇是喜劇是諷刺是幽默的意味。這些，只有讓後人去梳理，去挖掘，去品味。20年來，此起彼伏的政治、文化運動，他們各自熟悉的人，朋友或論敵，幾乎無一倖免地在漩渦里沉浮。無論當年批判過沈從文的左翼文藝人士，或是1955年、1957年將丁玲置於逆境的文藝界領導人，他們同沈從文、丁玲一樣，也受到過政治風雲的無情衝擊。或在五七幹校里成為同沈從文相似的勞動者，或在監獄裏與丁玲同時嘗到鐵窗的滋味。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衰老已不可能使他們為未來而憂慮。他們都走過一段曲折的路，終於在1978年的冬日迎來一個難得的春天。不同遭遇的人，不同見解的人，相互矛盾重重的人，在那個春天，可以將靈魂**裸地沐浴在陽光下，貪婪地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氣。恩恩怨怨，且讓它煙消雲散。沈從文與丁玲，就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在北京重逢。張兆和回憶，他們與丁玲劫后的第一次見面是1979年在北京友誼賓館的餐廳里。大概是在春天。陳明回憶當時重逢的情況：“1979年初，我們回到北京，是丁玲得到批准回京治病。當時我們住在文化部招待所。有一天晚上，我們到友誼賓館吃飯，在餐廳里發現了沈從文夫婦。我們連忙去熱情打招呼，許多年沒有見了，大家都很興奮。”(1990年4月12日與本文作者的談話)張兆和說：“記得那時沈從文正在友誼賓館修改《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或者是開一個有關的會。一天晚上吃飯時，一個人過來問在座的是不是有沈從文，丁玲同志想見見。我們一聽非常意外地高興，轉身一看，丁玲就坐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個地方。我們高興地談了談，打聽了她的住處。後來，我們還特地去看過他們。”(1989年10月與本文作者的談話)這次重逢，雖然各自感到一些興奮，但多年的距離，已使他們不可能再像幾十年前那樣密切。他們都有自己的事業要投入，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不會去回憶相互有關的往事了。這是一次平靜的重逢。人的晚年，需要平靜，一生風風雨雨，應該在一個開始穩定的時代，不再讓任何風波衝擊業已破損的人生風帆。然而，波折突起，打破了重逢時的平靜。兩個老朋友多年前已經淡薄了的友誼，終於破裂，而且破裂得如此徹底，如此不可思議，留給人們如此深的遺憾。這是在1980年的春天。像往常一樣，吃過晚飯，沈從文便走出房門，在住地的院子裏散步。這是北京東城的一個大雜院，居住着一批文化人。院子裏很雜亂，但在天色黯淡時候，人們大多呆在家中，這院子便顯得幾分安靜。每逢這個時候，沈從文就會獨自一人，背着手，在樹與樹之間慢悠悠地踱來踱去，沉浸在對人生、對藝術的品味中。即使是在3月，北京還帶着寒意的暮色里。這些年來，他總是在寂寞中思索，在寂寞中消磨時光。對於他，寂寞是一種平靜，也是一種幸福。今天，他卻沒有往常的平靜，他不能不為剛剛得知的事情而苦惱，且有一種悲哀之感。表侄、畫家黃永玉給他送來一本《詩刊》1980年3月號，昔日摯友丁玲的文章，出人意外地把將近50年前的往事，以令沈從文不愉快的方式公開在人們面前。在這期《詩刊》上，丁玲發表了紀念胡也頻的文章《也頻與革命》。從文章中，沈從文看到了丁玲對他將近50年前創作的《記丁玲》的嚴厲批評：四五個月前，有人送了《記丁玲》這樣一本書給我，並且對這部書的內容提出許多疑問。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來這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是在1933年我被國民黨綁架，社會上傳說我死了之後，1933年寫成、1934年在上海灘上印刷發售的。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係時，毫無顧忌，信筆編撰，……類似這樣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而且顯示了作者十分自得於自己對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岸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高貴紳士是無法理解他的。這種人的面孔，內心，我們在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和數千年的文學遺產中見過不少，是不足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