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黑》、《人間》何匆匆(1)

《紅黑》、《人間》同時問世了，1929年的新年，對於三個已經闖進文學殿堂的年輕人來說，前景從來沒有這麼美妙。繁忙的日子，反倒充滿着創業的喜悅。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經過多年努力，現在終於有了自己的出版社——雖然小得可憐，無疑是一件令他們雄心勃勃的大事。儘管難免帶有青年人的單純和浪漫，但他們毫不膽怯。上海雖大，資金雖拮据，但自北京萌發的辦刊物和出版社的願望，卻受自己的創作日益受到讀者的歡迎的鼓舞，一天天強烈起來。上海日見興旺的出版業，也更加刺激了他們。捕風捉影的小報消息，他們都不曾予以公開反擊。他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們要走自己的路。他們夢寐以求的辦出版社和刊物的計劃，終於因為胡也頻的父親的來到而變成了現實。他們從胡也頻的父親那裏借來一筆錢，紅黑出版社便在薩坡賽路204號這幢房子裏誕生了。首先是《紅黑》雜誌於1929年1月10日創刊，隨後開始出版“二百零四號叢書”。與此同時，他們還為人間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人間》雜誌，這個刊物也在同年同月20日創刊。這是他們最值得記載的又一個重要的春天。丁玲談到辦刊物的經過：1928年夏天我和胡也頻從杭州到上海，沈從文就講是否辦一個刊物。那時候我們住在薩坡賽路(今淡水路)196號，沈從文住在附近，常來我們家。這時，正好胡也頻的父親來上海，帶了一千元錢來，是一筆賣房子錢，想投資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館。胡也頻便和他父親商量，借這一千元錢開書店，講明三分利息，他父親同意了。於是，胡也頻、沈從文和我就用這筆錢辦刊物，取名《紅黑》。(《丁玲談早年生活二三事》)沈從文也寫到這一情況：那裏人間書店請我們編輯一個月刊，我們恰恰又借到了一筆錢，想自己辦一個出版處，為了一切的方便，我們就合賃了薩坡賽路的二百零四號房子，搬了家，《人間月刊》由我們三人產生了，《紅黑月刊》也由我們產生了，在名為“新房子”的住處，我們生活忽然完全就變了。(《記胡也頻》)最初，刊物的名稱設想為《紅黑創作》，因不是限於創作，便改為《紅黑》。他們還曾想出版為周刊，覺得月刊的周期太長，但因為資金等原因，便只好出版月刊。刊物取名“紅黑”與丁玲和沈從文有關，因為他們借用了湘西土話中“紅黑”的含義。在創刊號上，胡也頻對此特地作了說明：紅黑兩個字是可以象徵光明與黑暗，或激烈與悲哀，或血與鐵，現代那勃興的民族就利用這兩種顏色去表現他們的思想——這紅與黑，的確是恰恰適當於動搖時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動，並且也正合宜於文藝上的標題，但我們不敢竊用，更不敢掠美，因為我們自信並沒有這樣的魄力。正因為我們不圖自誇，不敢狂妄，所以我們取用紅黑為本刊的名稱，只是根據於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話。例如“紅黑要吃飯的!”這一句土話中的紅黑，便是“橫直”意思，“左右”意思，“無論怎樣都得”意思。這意義，是再顯明沒有了。因為對於這句為人“紅黑都得吃飯的”土話感到切身之感，我們便把這“紅黑”作為本刊的名稱。在辦《紅黑》的同時，他們還為人間書店辦了《人間》刊物。三個人略有分工，胡也頻主要負責《紅黑》，丁玲協助沈從文編《人間》。在《紅黑》創刊號上，刊有《人間》出版的預告消息，說“沈從文與丁玲主編之人間月刊定於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但在第二期《紅黑》上刊登《人間》第二期目錄廣告時，卻標為“沈從文主編”。不管如何，《紅黑》和《人間》是他們三人共同的事業，凝聚着他們共同的心血。《人間》先於《紅黑》停刊。丁玲除了寫作之外，每天還負責將訂戶的地址抄寫在信封上，以及其他一些編輯事宜。除此之外，他們還把住處作為紅黑出版處的地址，代為推銷其他刊物。在《新月》雜誌上，就曾刊有他們所作的廣告，代銷幾種刊物。這是他們最忙的時候。沈從文描述了忙碌的日子：為了《紅黑》的事情，我們於是都顯得忙起來了。其中最忙的還是海軍學生，從編輯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賬，去購買紙張同接洽書店，直到刊物印出時，我才來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處，清理那些數目，或者付郵到外埠去，或者親自送到四馬路各書鋪去。我記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紅黑”兩個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劉阮溧先生作的。(《記胡也頻》)面對眼花繚亂的文壇，在創作界已經滾爬數年的這三個青年，真有說不出的複雜感受。雖然他們開始嘗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難忘當年艱苦奮鬥時的艱辛。難以忘記的不止是投稿時曾受到過的冷漠和偏見，還有種種理論批評給他們帶來的困感。當創辦自己的出版社和刊物的願望一旦變成現實，一種強烈的獨立意識，隨即充分表現出來。他們似乎對文壇許多現象，有難以名狀的厭煩。五光十色的理論，現在還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只是作家，創作才是真正偏愛的。對文壇時起時伏的文藝論爭、互有興衰的文藝派別的糾紛，他們也予以貶斥。在他們的心目中，文學是獨立的事業，需要真正痴戀一般的投入。創作，創作，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更能誘惑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