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黑》、《人間》何匆匆(2)

雖然他們的政治和文藝見解，很快就會發生分歧，但至少在這個春天，他們是懷着同樣的願望、同樣的情緒。沈從文在《人間》創刊號上所寫的“卷首語”，可以說集中表述了他們的心境：開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世，沒有什麼可說。幾個獃子，來作這事，大的希望，若說還有，也不過希望另有許多獃子來作本刊讀者而已。放下了過去，一切不足迷戀。肯定着現在，盡別人在叫罵揪打中將個盛名完成。希望到未來，歷史為我們證明，所謂文學革命運動的意義，是何種方法可以達到。這三件事是我們一群另一目的。所謂一群，人數真是怎樣稀少!三個吧。五個吧。比起目下什麼大將，高踞文壇，文武偏裨，背插旗幟，走狗小卒，搖旗吶喊，金錢萬千，同情遍天下者，又真是如何渺渺小小之不足道!然而為了一種空空的希望，為了我們從這事業上可以得到生活的意義，干下來了。此時的中國，要不要一些獃子來干，許不許可各人找尋自己的方向，是很容易明白的。說教者充滿天下，指揮者比工作者多十倍千倍，適於**制度下生存的民族，雖在政治表面上無從磕頭作揖，口稱奴僕，然性情所歸，將趣味供某種主張驅使，則仍為必然的一事，想像所謂首領輩，對於接見年青人時，年青人或曾用筆作揖，或用口作揖，連說“崇拜”，首領則掀髯大笑，口稱“准予入伙”情形，不禁嗒然若失。中國在文學上是已有正牌子首領了。同政治一樣。於政治，則人人都應有信仰，否則“反革命”，殺。於文學禁律眼前雖尚不至於如此，然不表示投降，則多災多難，亦一定。我們是在寫文章以外還沒有學到“載筆稱臣”的本事，來日大難，可以預卜!我最後可說的話，是先在此來為本刊悼。《紅黑》與《人間》同時與讀者見面了。儘管他們牢騷滿腹，也信心十足，但刊物並沒有顯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更沒有以特殊的氣勢，在文壇產生一種震動。他們強調獨立，強調走自己的路，固然是可貴的一種文學態度，而且刊物上也發表了一些他們的重要作品。但在編輯刊物上，卻使他們無形之中將刊物形成一個狹窄的天地。除了自己的作品，他們沒有引人注目地擴大作者隊伍。《紅黑》出版了8期，共發表作品48篇，他們三人的作品就有37篇。除了他們之外，葉聖陶、戴望舒、姚蓬子雖然各有作品發表，但數量有限，難以形成氣勢。幾個月裏，兩本刊物，以及“二百零四號叢書”，基本以他們三人為主，雖然其中有他們創作中比較重要的作品，但不能在上海文壇成為一個新的中心，在讀者中也沒有產生預想的效果。刊物和出版社的虧損，就不可避免了。他們畢竟只是熱衷創作的青年作家，更不了解上海商品社會的奧秘。他們縱然雄心勃勃，卻會因缺乏經驗而告失敗。探索和追求，縱然失敗，但這努力，如同美好的夢想，會在他們生活中留下值得回味的往事。他們以自己的努力，加入了上海的文學事業，在偌大的大都市五光十色的出版界，閃爍過雖不耀眼但卻是美麗的、屬於他們自己的一束光澤。他們逐漸成為上海文壇的一分子，成為許多文人的朋友。與他們經常來往的有戴望舒、施蟄存、姚蓬子、趙景深、杜衡等。他們的勤奮和友誼，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施蟄存半個世紀后寫到：“1928年——1929年，丁玲、胡也頻、沈從文在法租界薩坡賽路(今淡水路)租住了兩間房子，記得彷彿在一家牛肉店樓上。他們在計劃辦一個文藝刊物《紅與黑》。我和劉吶鷗、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辦第一線書店，后改名水沫書店。彼此相去很遠，雖然認識了，卻很少見面的機會。丁玲和胡也頻比較多的到虹口來，因為也頻有一部稿子交水沫書店出版。他們倆來的時候，從文都在屋裏寫文章，編刊物，管家。他們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際，有說有笑的，也頻只是偶然說幾句，幫襯丁玲。從文是一個溫文爾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對你笑，不多說話，也不喜歡一個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馬路散步。”(《滇雲浦雨話從文》)趙景深當年就寫過他所見到的沈、胡、丁三人：又有一次，霞村約我去看丁玲，似乎那時也頻已經先到山東濟南教書去了。那裏，丁玲住在一個人家的后樓。時候是冬天，爐子裏正生着火。丁玲正在藍罩的枱燈下寫小說。我一看，不覺大為驚詫，怎麼她的字這樣像沈從文呢?可見他們三個是多麼要好了。這“三個火槍手”就猶之於戴望舒、施蟄存、杜衡一樣，永遠是最密切的朋友。所以丁玲連字也寫得和沈從文一樣。(《丁玲》)《人間》出版三期后停刊(第四期只見目錄未見刊物)，《紅黑》出版至8月停刊。《紅黑》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刊物不能賺錢，批發給一些書店的雜誌，錢卻遲遲收不回來。每個月他們還得按協定付給胡也頻的父親一筆利息。刊物的停辦，使他們對上海商業的險惡，有了深切體驗。關於《紅黑》的停辦，丁玲在1985年時還有另外的一種說法：刊物停辦的另一個原因，是沈從文跟我們的思想碰不攏來。那時胡也頻左傾了，他讀了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的書。（《丁玲談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1950年就這樣說過。她認為這種合作的結束，實際也是沈從文和她、胡也頻的友誼出現了裂縫。這種裂縫，並不是相互之間感情的矛盾，而是沈從文與他們在思想上有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