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和制度誰更重要？(1)

文/周然毅談到大學的管理，很多人至今對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這些昔日的大學校長們懷念不已。的確，在中國，一個大學的興衰與校長的人品胸襟及辦學思想極有關聯。一個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學者。即使不是一流的學者，也應該是二流學者。一個簡單的道理是，不是學者，沒有體驗過做學問的艱辛，便很難理解學者、關心學者、尊重學者；學者的特點是獨立思維，不人云亦云，以這種思維去辦學，自然會既尊重大學之共性，又力爭辦出個性、辦出特色。在這一點上，中國大學曾經有過很好的傳統，早期的大學校長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學問家，以致幾十年後人們提起的時候仍親切地稱之為“×××校長”，不像今天的許多大學校長是什麼都不是的“幾不像”：你說他是學者吧，可又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你說他是政客吧，但他又有“教授”頭銜，不過，認真一看就明白了，原來是個“管理教授”。其次，大學校長應該是教育家，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回顧那些有名的大學校長，哪一個沒有令人稱道的辦學思想？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辦學思想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遂成為北大校訓。清華校長梅貽琦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看看那個時代的大學校訓，就知其校長是有思想的教育家。再看看今天許多大學的校訓都是些“團結、勤奮、求實、創新”之類，師範院校則都是“為師為學、求實求新”、“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之類的玩意，千篇一律，毫無特色，索然寡味，可見今天的大學校長們已經沒有什麼創造性的辦學思想了。我曾經翻閱過一本叫做《中國大學校長訪談錄》的書，收錄了報社記者對100多位大學校長的訪談。應該說，被訪談的校長基本代表了中國高校校長的水平。遺憾的是，在這本被稱為“質量相當高”的訪談錄里，我們卻沒有發現多少可以值得稱道的教育思想，儘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決心要爭創一流，但總讓人感覺到是你抄襲我、我抄襲你，或者都在根據同一個模式辦學，真不知道這些校長們拿什麼來“創一流”。當然，今天的大學校長中也不乏可圈可點之人，比如以延攬人才著稱的湖南師範大學前任校長張楚廷，以高揚人文教育大旗著稱的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儘管他們的教育思想無法與蔡元培等前賢比肩，但在大學校長普遍思想貧乏的今天，他們的那麼一點“異樣”就足以鶴立雞群了。我常常感到困惑，歷史在前進，新中國成立以後，教育家怎麼就絕跡了呢？其實不難理解，就像其他學科領域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家一樣，多年來，我們的教育就是用一個模式來鑄造人，哪裏能培養出思想家呢？再次，作為大學校長，應該具有極強的人格魅力。用流行的話說要德才兼備，如果說學術成就和教育思想是大學校長必備之“才”的話，良好的個人品行及開闊的胸襟便是大學校長應有之“德”。大學校長的人格魅力源於對學校的責任感和對教職員工以及學生的關愛。有資料這樣記述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為人：“司徒雷登把燕大看作是自己的畢生事業，以校為家，很注意與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關係，時時處處表示對他們的尊重和關愛。每年新生入學，他必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茶會或設宴招待；在校園裏遇到學生，總要親切地問候交談；如有需要他幫助解決的問題，他會儘力幫助解決；許多教職員或學生結婚時，請他做證婚人並在他的住所舉行婚禮；日寇佔領北平后他曾設法營救被捕學生，也曾協助學生投奔解放區……他好像是燕京大學這個大家庭里的家長。”燕京大學“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裏，都短不了他。為嬰孩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來的……”儘管這些記載不排除溢美的可能，但是基本事實是可信的。像司徒雷登這樣的大學校長恐怕今天已經不再有了。今天的大學校長已經高高在上，且不說普通學生難得一睹尊容，便是教師，也難得“親近”了。也正因為如此，湖南師範大學前任校長張楚廷把分給自己的住房讓給住房困難的教授，每有教授調離都要親自送別，這些便被傳為佳話。蔡元培時期的北大之所以成績斐然，除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得力之外，也得益於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在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傳為佳話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並包’。”校長蔣夢麟先生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辮，心裏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里、座談會上、社交場合里，到處討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今天的一些大學，文科學者當校長便發展一番文科，理科學者當校長又重視一番理科，弄得學校像打擺子一樣。20世紀80年代，一所歷史上有名的以文史見長的大學，因為理科學者當校長，重點發展理科，結果，文史專業漸趨衰落，到90年代初，梯隊青黃不接，學術水平大降，已經危機頻頻了。回想蔡先生“兼容並包”的人品與胸襟，確實令人肅然起敬。一校之長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對於有知恩圖報傳統文化心理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一位好的校長就是一種無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人這樣形容竺可楨之於浙江大學的重要性，蘇步青說：“凡是竺校長要我乾的事，我都干。”譚其驤說：“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當校長時那樣繼續辦下去，我是不會離開浙大的。”使浙大由普通地方大學變成“東方的劍橋”。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成功也與三位校長的人格力量不無關係。1937年，平津淪陷后，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前後共計8年，為戰時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本來三校聯合，教育部任命了三位常務委員，即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由三人輪流擔任主席。但張伯苓因在重慶另有任事，便將自己的職責委託給蔣夢麟，蔣夢麟則常年不到昆明，將兩副擔子委託給了梅貽琦，於是，常委會主席一職就落到了梅貽琦的肩上。梅貽琦與聯大教授同甘共苦，成為後人的美談。按規定，梅貽琦可以配備一台汽車和一名司機，但為了節省經費，梅貽琦先是辭退了司機，改由自己駕車，後來乾脆連汽車也停用了。1941年夏天，他出差去重慶，買好回程機票后恰遇有郵政車開往昆明，於是退掉機票乘郵車返回，為學校節省了200餘元路費。梅貽琦的4個子女都在聯大上學，有一次，教育部補助聯大學生，梅卻不讓自己的子女領取補助。正是因為梅貽琦的人格力量和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使西南聯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延攬了大量的人才，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奇迹。看一看這樣的辦學奇迹，想一想在辦學條件不知優越多少倍的今天，我們的許多大學還在靠給求職者簽訂服務期限合同、否則要賠款多少多少來維持教師隊伍的“穩定”，今天的大學校長們難道不應該好好反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