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與教育理想(3)

路易斯·特曼還同桑代克一道並稱教育心理學的創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數”（IQ）概念為西方多數國家所廣泛接受。從史丹福大學的經驗看出，大學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學術廣大。這一無形養成的學風，使北大的後來人能容納不同的學術觀念。……北大這個‘大’的特點，誰能善於利用它誰就能從中受益。……不能說其他大學不具備這種‘大’的特點，似乎北大給人的印象最新”（任繼愈語）。這段話是任繼愈先生就國內的北京大學與其他大學作出比較而言的，自然不會提到國外的大學，但在學術氣度的廣大上，當年的北大與史丹福大學是一致的。然，比較起來，史丹福大學的氣度多見諸於工科，北大的氣度多見諸於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詮釋他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論時所說：“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常樊然並峙於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正因為這樣，數十年來在這裏成長着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在歷史思辨中的敏銳的洞察力，這一切又與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務長馬寅初，50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長，50年代的大學校長與當時的蔡校長，其所處環境及責任、權力等均有很大差別。即如此，人們仍然感覺到馬校長不時露出稜角。發表《新人口論》，主張控制人口增長，單槍匹馬與權威挑戰，與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節。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貝婁在給《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一書作序時說，在公眾輿論控制的社會中，大學應當成為一個精神的島嶼。有了這個精神島嶼，大學才不會淪為一個精神荒蕪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為一個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這個精神島嶼是否有點像精英機構？這樣說可能要遭到非議，因為精英就難免有些超凡脫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圍牆封閉起來。如果是圍牆的話，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脅和弄虛作假等時尚的誘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實學的知識風尚保護在裏面，又有什麼不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斷言，沒有知識上真刀真槍的精英，就會削弱社會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沒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會也往往會流於鄙俗，成為人慾橫流、私心膨脹、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