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志韋與燕京大學(2)

陸志韋先生答應只代理1年，可是事實上一代理就是3年整。直到“七七事變”日寇佔領了北平后，他才中止了代理校長的職務，而由司徒雷登擔任校務長和校長兩個職務，以應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擾。但是陸先生仍然要協助司徒雷登處理學校很多行政事務。1934年陸志韋先生從美國進修回國后，本來打算繼續深入生理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工作，但是，由於時局動蕩，學校經費短缺，無法創造條件來進行心理學的實驗研究工作，他就只好轉而研究語言學方面有關心理學的問題了。正如他在所著《古音說略》一書的自序中說的：“由生理心理以知語言學之大要，由語言而旁涉音理，初亦無志於古音……”他對於兒童語言的研究、拼音文字的探索，以及對古詩音韻的研究等，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他認為“兩隻耳朵一支筆，隨時隨地都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必跟着儀器走”。支持進步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從陸志韋先生到燕京大學執教到1937年夏天為止的11年間，中國大地上始終戰火連綿。先是軍閥混戰，然後是北伐戰爭，再以後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並建立了偽“滿洲國”。國民黨“先安內后攘外”，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妄圖消滅中國**的內戰。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塊安靜的樂土來供學者們致力於學術研究。陸志韋先生代理燕京大學校長期間，日寇侵華日甚一日，政局多變，環境惡劣。廣大進步青年學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國運動。陸先生對學生的愛國行動一貫積極支持，對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運動十分不滿。他利用代理校長身份和在學術界的名望，千方百計與國民黨當局周旋，盡量使愛國學生不吃虧或少吃虧。那幾年中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使陸先生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有了一定的認識。1937年夏天，蔣介石召集全國各大學校長赴廬山“集訓”，陸先生託故沒有參加。1936年底魯迅先生逝世后，在北方各大學裏很難找到能開大型追悼會的地方，燕京大學卻得到陸校長的支持，在燕園舉行了北平追悼魯迅先生的第一次大會。這次大會衝破了當局阻止各校追悼魯迅先生的禁令。那時，經常有一些進步學生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或傳訊，陸校長不斷為他們具結保釋，王汝梅（現名黃華）就是其中的一個。中國革命的友人斯諾是燕京大學的教員，應當說，只有當時燕園的那種環境，才給了他一個創作的良好機會。陸志韋先生與一些重要的**人也有所接觸，鄧穎超同志就曾在斯諾掩護之下，暫居燕京大學。在“孤島”繼續辦學1937年“七七事變”后，平津淪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紛紛撤退到內地。燕京大學的行政領導也曾討論過是否撤退的問題。後來校方認為，燕大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大學，學校屬於美國財產，日寇沒有什麼理由對它進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沒有同時撤退。果然，日寇因顧忌於與美英尚有外交關係，沒有佔領校園，於是總算保留了燕京大學這麼一塊處於敵人刺刀叢中的自由學習園地。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私下稱這個敵偽包圍下的孤島為敵後抗日根據地。那時，平津一帶淪陷區很多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撤退到後方去的青年學生，紛紛奔向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則盡量多招生，以便培養更多的抗日愛國青年，因此，學生人數猛增。陸志韋先生雖已不再擔任代理校長，但仍參與校政。當時，日本侵略者飛揚跋扈、氣焰囂張，雖說尚未佔領學校，但是刁難與磨擦則無時不有。例如，他們要求學校組織學生參加“慶祝”日本侵略軍攻佔中國城市的遊行，學校沒有同意。又如，他們借口說燕京大學既然是一所國際性大學，那麼就不能沒有日本籍教授，於是，提出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實際上是三個監視愛國師生抗日活動的特務。在這種形勢下，為了維護這塊自由學習園地，使之不被敵偽的奴化教育污損，校方提出日籍教授不能由日方派遣，而應由學校自己聘請。於是，校方主動聘請了一位真正的學者、考古學家鳥居龍藏教授，這才搪塞過去。燕京大學就是這樣不斷應付日寇的種種無理要求，堅持真理，堅持學術自由，維持課業，勉為其難地苦撐了四年。這期間，在燕園裏人們可以收聽短波廣播，可以談論抗戰消息，《義勇軍進行曲》不時在校園中飄蕩。四年間，曾有不少學生要轉到大後方或延安去學習、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學，學校都為他們送行，由陸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的老師邀請他們吃晚飯，叮囑他們要記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預祝他們一路平安。不但替他們絕對保守秘密，並且大都向他們資助一些路費。陸志韋先生在這幾年裏，除了協助辦理校務和帶心理學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漢語的語音史。西南聯大曾約陸志韋先生去執教，先生未去。原因之一是不忍拋下無依無靠的家庭，同時也認為應該堅持在燕京大學為國家教育事業繼續出力。當然，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對蔣介石的偏安政權不抱什麼希望。對於國民黨後來的假抗戰真**的政策，對於淪陷區人民的苦難生活，以及對於國際上的政治動態等，陸志韋先生經常在各種不同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言論是相當激烈的。那時，雖然燕園是在美國人庇護下，但敢於直言不諱談論抗日問題的並不多見，因而他贏得了全校師生們的讚譽。這個時期的學子們很難埋首於課堂學習。不關心政治的超然態度既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陸志韋先生也是如此，民族的屈辱不斷地刺痛着他的心靈。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和繼之出現的無數次愛國學生運動中，身為燕京大學代理校長的陸志韋先生雖然不便正面參加進愛國學生的行列中去，卻總是想方設法保護青年學生。“雙十二”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位將軍對蔣介石實行“兵諫”。在中國**的調停下，國民黨同意國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消息傳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陸先生也異常興奮。他認為中國**為全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從此他對中國**有了一定的好感。1938年，燕京大學學生馮樹功騎自行車行經西直門外白石橋時，被一輛橫衝直撞的日本軍車軋死。消息傳到學校后，群情激憤，紛紛提出要日本軍方嚴懲肇事兇手。燕京大學當即以書面向佔領軍當局提出抗議，並在校內組織召開了追悼會。追悼會是由陸志韋先生主持的，他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主席台，筆直地站在講台上，面色陰沉，頭深深地垂下，臉上的肌肉在抽動。禮堂內一片肅穆，足足有兩分多鐘的靜寂。這難忍的沉默使全體與會者們透不過氣來！突然，他用嘶啞悲痛的聲音講道：“我……我講不出話來！因為我這裏（這時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塊石頭，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但是，我相信，不僅是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會感受到同樣的壓力！”這時台下鴉雀無聲，人們似乎都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覺到了感情在交流。接着他又說：“死者有一顆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卻被假、丑、惡給毀滅了！……他嚮往美好的境界，嚮往正義、友誼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卻是黑暗、不義和殘忍……死者不可復生，但我們生者決不能忘記死者！永遠、永遠不能忘記！”人群中的飲泣聲，突然爆發成一片大聲的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