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畫魂――潘玉良(3)

此時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時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她開始有選擇地從眾多藝術大師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廣徵博採，融合了後期印象派、野獸派以及其他流派繪畫的某些風格和韻味。她在借鑒他人的同時還能明確地抒發自己的感受和創造，沒有拘泥於一種風格、一種形式之中。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會慢慢恢復正常，她更加積極地投入創作，每年定期參加在巴黎的一些團體展。1945年，她被選為中國旅法藝術學會會長，並於當年與同仁致電國內當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奪和破壞的中國藝術品。1948年10月，她與剛從上海來巴黎不久的趙無極以及其他兩位中國畫家舉行聯展。隨後她又先後在法國、英國、德國、美國、意大利、比利時、希臘、日本等國舉辦多場個人畫展。在數十年的國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畫創作領域成就卓越，還嘗試用中國畫、版畫、雕塑等藝術形式進行創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畫《自畫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攤》，雕塑《王濟遠像》、《張大千像》等。她參加過法國的第51屆、55屆、56屆“法國獨立沙龍展”，作品油畫《裸女》還參加過1946年“秋季沙龍展”、聯合國舉辦的“現代國際藝術展”，並且在美國、英國、意大利、希臘等國巡展。她榮獲的國際獎項共有21個。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國際藝術展覽會金獎外，還有法國國家金質獎章，法國藝術、科學、文學、教育促進會金獎，巴黎市“多爾烈獎”，比利時金質獎章等。除油畫之外，她還創作了雕塑《格魯賽頭像》、《蒙德梭魯頭像》，後分別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館和法國國立教育學院收藏。雖然她才華橫溢、勤奮有加，但因為她極強的個性，羅馬、巴黎藝術殿堂大師級的位置始終與她無緣。認識她的朋友說，她有“三不”女士的稱號：一生堅持不入外國國籍，不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簽訂合同，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這樣的想法，前兩項對她似乎不難，但第三項不免影響了她在巴黎藝術界的利益。特別是戰後，藝術家與畫廊的合作更為密切，拒絕與畫商合作，成功的機會就減少了許多。儘管如此，仍有賞識她才華的法國文化界人士，邀請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館舉行展覽。然而，她在贏得功名的同時也失去了心靈的自由，失去了心靈自由的最高結晶——愛情。新中國成立后，一大批藝術家返回國內，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劉海粟也給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國。隨着年歲的增長，體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親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國之事，1956年她申請回國，但法國當局卻不准她將自己的作品帶回。就在她迫切想拋開法國的一切榮譽返鄉之時，她的大恩人潘贊化卻活得越來越低迷。1960年，潘贊化在安徽病逝。聞此消息，她悲痛欲絕，從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畫筆。他是她一生的至愛，他對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卻沒能陪伴他，照顧他，哪怕是在他彌留之際。她的心開始蒼老了，有人說她已經不愛潘贊化了，她只愛她的畫。她不為所動，在關係到自己尊嚴、事業、愛好的問題上依然我行我素。幾年前，她曾寄給潘贊化一首小詩，寫道：“遐路思難行，異域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身處繁華界，心涌故國情。何日飛故里，不作寄籬人。”懷着濃濃思鄉情，她獨自在法國勇闖一道一道的難關，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華，追尋心靈的快樂，追求人生的真諦。終於，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萬眾景仰，百世流芳。而這是否就是當她還是潘家二夫人時，就一直做的夢呢？1964年中法建交，她應邀出席中國駐法大使館舉辦的首次“國慶招待會”。首任駐法大使向她介紹了祖國的發展情況。目睹這麼多中國人聚在一起，她又萌發了回國的念頭。於是，她立刻寫信給兒子，要他辦理回國探親手續，可是就在她動身之時，卻聽到劉海粟被打成“大右派”的消息，她只得放棄了回國的念頭。“四人幫”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國的希望，卻因百病纏身，醫生最終不允許她出行。1976年，她給兒子潘牟寫信說：“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國。你喜歡吃我做的紅燒肉，等我把身體養好了，就回來做給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她自知病入膏肓，來日不多，回鄉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頭底下，總壓着一張紙條：“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煩朋友們將這封信寄給小孫潘忠玉留作紀念。中國，安慶市，郭家橋41號。”她是多麼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運回祖國，給親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沒能盼到這一天，帶着凝聚畢生心血的繪畫作品，她在巴黎的邊緣地帶度過了餘生。1977年7月22日，巴黎眾多的藝術沙龍，籠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許多傑出藝術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鏡、懸挂着10多枚獎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鑲嵌着長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國隸體字鐫刻的碑文——“藝術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鮮花遍地，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紅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淚流滿面。可是，墓前獨獨缺少了她親人的哭泣。這位藝術美的製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運的寵幸，最終只能長眠在異域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