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畫魂――潘玉良(2)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變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長雖經歷了無數的坎坷，卻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問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這樣的貴人，這樣不嫌棄她，又這樣無條件地提攜她呢？異國學夢潘玉良來到法國后，先進入東部的里昂美術學院學習法文，兩個月後考進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專攻油畫。當時的巴黎，是歐洲各種藝術思潮融合的殿堂。從古希臘、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從法國古典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到現代繪畫，各種流派的思想在這裏激蕩、交融，紛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饑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藝術世界中。畢業后，她又考取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師從達仰·西蒙，與後來的一代畫師徐悲鴻同窗。1925年是她留學生活中最為艱苦的一年。因國內動亂不斷，留學津貼十分緊張，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許多人選擇回國的時候，懷着對繪畫的熱愛，她毅然選擇到意大利繼續進修。同年，她考入羅馬國立藝術學院，跟隨繪畫系主任康洛馬蒂學習。她的繪畫天賦深得其賞識，被破格直接升入該學校三年級學習，成為該院的第一位中國女畫家。兩年間，她創作作品眾多，凡意大利國家美術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選。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參加意大利美術展覽獲金獎和5000里拉的獎金。從此，她的藝術創作開始備受世人關注。1928年冬季，潘玉良學成回國。8年的留學生活使她大開眼界，也豐富了她的藝術世界。而此時的中國，外敵入侵，內亂不斷，民不聊生，許多畫家的藝術才華和藝術追求難以施展。面對國內的作風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閉，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強的本性和完美主義的特點使她決心努力去改變這一切，卻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惡毒中傷。回國不久，她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受導師劉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專任西畫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還兼任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中央大學藝術系美術科教授，先後與王濟遠、龐薰琴、徐悲鴻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專任西畫研究所所長、教授，同時筆耕不輟，又隨後舉辦了四次個展，並出版了《潘玉良油畫集》。由於接受了歐洲畫壇的先進思想，她的畫獨特新穎，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來。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繪畫的光色變化，以自然抒情的筆調錶達出生活中蘊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體》則用筆剛勁，造型簡潔，色彩渾厚，似乎又有19世紀現實主義畫家庫爾貝的影子。然而她這一階段更多的還是像《紅衣老人》、《黑女像》等風格典雅、構圖莊重的作品。其嫻熟的技法，遒勁的筆力，充分展示了她師承古典主義的嚴謹作風和良好的學院派傳統。據說，她的一幅《壯士頭像》曾被當時的外交部部長以1000銀元收購，轟動上海灘，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她還有許多作品入選“首屆全國美展”（解放前國民政府時期），被畫界譽為“中國西洋畫壇的第一流人物”。抗戰前，她將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術教學和研究上。這期間，她的作品多為油畫、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題材十分廣泛，功力紮實，同時又或多或少閃現出一些西方繪畫流派的烙印。此時的她在藝術創作上已經如日中天，逐漸走向成熟，並在畫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可惜她的現代主義畫風並不被當時的主流文化所認可，也與當時在社會中佔有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藝術產生嚴重分歧，因而時常受到排斥和貶損。抗戰期間，她以極大的熱情積极參与當時的現代主義藝術的倡導活動，與前輩和同僚們一起，成為中國現代藝術思潮的骨幹力量。1931年，她協助蔡元培組織“中國藝術學會”。1934年，她捐贈玉雕佛像支援綏遠軍民抗日。同時她還參加了多次當時美術界的義賣活動，並多次發表講話，譴責一些“知名人士”遠離現實、話多畫少，並因此受到一些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誹謗攻擊。但她不為所動，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藝術創作和社會活動。她創作的油畫《白菊》，就寄託了自己對藝術、對愛情無限忠誠的追求。可惜的是，雖然她有志於獻身國內美術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卻使她難以在保守的中國社會立足。1937年，借參加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和舉辦自己畫展的機會，她終於再次離開生活了八年的中國，遠赴歐洲繼續深造，開始了她長達40多年客居他鄉的生活，直至去世。旅居生涯自古以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難，必須付出更多犧牲，才能成就事業，潘玉良也不例外。初到法國，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緊張，許多留法習畫者正紛紛離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據當時正在法國留學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憶，她的住處就是在歌劇《波西米亞人》中所描繪的許多窮畫家、窮學生聚居的“拉丁區”的一個小閣樓里。房間的牆上貼滿了她畫的素描，線條非常流暢，而且很有力，多是**，其中還有她的自畫像。在法國，畫家屬於自由職業者，要靠賣畫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費的城市，為人忠厚誠實的她，沒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會宣傳“推銷”自己。於是她的畫賣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會補助金勉強維持生計。然而，巴黎濃厚的藝術氛圍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難，依然孜孜不倦地創作。旅法畫家賀慕群曾回憶說：“潘玉良生活並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樂於助人。她常留短髮，喜喝酒，不拘細節，說話時聲音很大，氣勢不讓鬚眉，頗有男子氣度。晚年時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條小街，她住在頂樓，住房兼畫室，生活清苦，但是勤於作畫，有時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畫，整天都不出來。1954年，法國曾拍過一部記錄片《蒙巴拿斯人》，介紹這個地區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個東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