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女人――蘇青(2)

上海淪陷以後，夫妻二人的裂痕加大了，人性自私的一面更加充分地膨脹、暴露出來。儘管她的敘述依然很散淡，沒有過多暴力的場面，但那股血腥味還是濃郁地散發開來。本來上海就是一個花花世界，消費高得令人咋舌，再加上戰爭爆發，社會秩序破壞，所有的事情，通通都離不開一個錢字。她一個柔弱女子，沒有地位也沒有收入，而丈夫只顧在外花天酒地，不養家，也不負責任，礙於面子，還不許她在職業上發展。縱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這樣坐吃山空。無奈之下，她向丈夫要錢以作家用，不想竟挨了丈夫一記耳光。從此以後，生性倔強的她開始賣文謀生，從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她到底還是個單純的女子，即使最艱難的日子，她也能平常面對。在她的心中，始終點有一盞心燈，存着她對生活無限美好的期望，就像小女孩憧憬愛情時的那種柔韌的從容和熱情。在那些獨自寫作謀生的日子裏，面對生活的無助，她也會嘆息，甚至發發牢騷宣洩心中的苦悶。可一旦拿起筆來，她便忘了自己。寫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自尊自強，有了獨立的人格。她在散文《我的手》中通過描述自己手的變化，寫出了自謀生路的幸福。文章的最後，寫一位母親將自己粗糙的手樣印在紙上，寄給了她的孩子們，然後默默地將身後的烏雲吹向一邊，把燦爛的陽光留給她的孩子們。這正是她對自己心情的白描，以此保持着自己那份可貴的單純。因為她的單純，也因為她海闊天空的胸襟,大膽直爽的性格，婚姻帶來的不幸很快被沖淡了。無論看到丈夫潦倒落魄，還是看到他意氣風發，甚至聽到他和自己的女友在她病中時一起在屋外合唱《風流寡婦》時，她都再沒什麼感覺。她喜歡不起來，而且居然連恨也恨不起來。雖然還和那個叫徐崇賢的男子共處一屋，卻已是同床異夢。她的軀殼早已被摧殘殆盡，只剩下空空洞洞的一顆心了。就在別人都以為他們會這麼不痛不癢地耗上一輩子的時候，她提出了離婚。所有人都很驚訝，但回頭想想也就釋然——維繫他們婚姻的愛情已經離去，還要這個名存實亡的家庭做什麼！一向對男女之愛冷眼旁觀的張愛玲在她的文章中這樣評價他們的婚姻：“其實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裏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蘇青本性忠厚，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紅樓夢》裏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樂乎。”她理想中的夫君應該有男子氣概，但不是小白臉；是有架子的，但不官派；有一點落拓不羈，但又負得起經濟責任的人。她還希望有幾個乾淨聰明的兒女，合得來的公婆、妯娌、小姑，此外還有談得來的朋友。她可以自己動手做點心請他們吃，還可以在料理家務之餘寫寫文章。而這些徐崇賢都無法給她。他不過是個生意人，自私精明，在連良心都不值錢的亂世，家庭、親情對於他更是沒有絲毫價值。由此看來，這對相處了十年的夫婦也的確沒有什麼理由繼續待在一起。就如蘇青自己所說的：“現代的社會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離婚了，於是他們便離了婚。相聚相離，一切簡單得就像童年時候玩的過家家，區別大概只在於如何將中間的過程複雜化。”就這樣，在結婚的第十年，兩個“自由戀愛”的人分開了。獨立的滋味雖然蘇青果斷地離開了那個令她不快的家庭，雖然她賣文為生，可以自立而無求於人，但她是一個正常的女人，也會感到寂寞，也會渴望熱鬧的人生。於是她身邊走來了一個又一個的男人。他們和她談文學人生，把她當做自己的紅顏知己，但“結果終不免一別”。女人在亂世中生活本就艱難，單身職業女人更是難上加難。她是那個時代少有的獨立女子，但她也渴望真愛、承諾，她也有所希冀，然而男人們只是欣賞她，卻不能給她這些。“他們離開我，就回家休息了。他們有妻，有孩子，怎肯放棄他們的已經建築起來的小家庭呢？他們對我說那是沒有辦法，那我的丈夫怎麼有辦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們，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個如此不值得爭取的女人嗎？”雖然她努力尋覓一個溫柔的歸宿，卻也意識到由於性別的差異，女子很難有獨立的人格。於是，她向社會問道：“紅顏若不薄命，這紅顏往往不為人知；薄命若非紅顏，其薄命也被認作平常……歷史學家是最勢利的，批評女人的是非曲直總跟着美貌走。難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該，只有紅顏薄命，才值得一說再說，大書特書嗎？”其實，她並非不漂亮，相反還很耐看，至少是符合張愛玲的審美觀的。“她難得這樣靜靜立着，端想她自己，雖然微笑着，因為從來沒有這麼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種悲哀，那緊湊明倩的眉眼裏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使人想到‘亂世佳人’。”於是每次男人們離她而去時，她就忍住眼淚說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其實她很清楚在那個社會環境中“一個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於是，“想到此處我不禁又氣又難堪，用力揪自己的頭髮，恨不能把自己毀了。”當然，她並沒有毀掉自己，她決心要用她有限的生命去“說我所要說的話，寫我所要寫的故事，說出了寫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痛快地寫，一字一句，說出女人的痛苦，有時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夠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