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女人――蘇青(3)

在這種背景下，她創作了《結婚十年》。這部印行了18版的作品立刻使她的創作高峰隨之而來，包括中篇《歧途佳人》、短篇小說集《濤》以及多本散文集。她以女性的角度表現女主人公的心路歷程，表達普通職業女性務實而不避利的特點，充滿了女性的自覺、迷惑和焦慮。她又適時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觀點，甚至毫不避諱大談性問題，為此讀者給了她“大膽作家”的美名。她的這種世俗化受到市民讀者的大力歡迎。於是，報紙長篇正文的邊角里，開闢了她的一個小專欄。她不說風月，只和市民一起談男人女人，談結婚離婚，談子女家長，談職業人生。讀她的文章就好似聽她發言，快人快語，卻句句在理。她自己也當編輯，一本《天地》雜誌辦得紅紅火火。“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開始發售，兩天之內便賣完了。當十月十日早晨報上廣告登出來時，書是早已一本沒有，於是趕緊添印兩千，也賣完了”。（蘇青《做編輯的滋味》）胡蘭成就是讀了這上面發表的張愛玲的《封鎖》，才成就了他們的一段情緣。她就是這樣在上個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馬路上走着的一個人，獨自去剪衣料、買皮鞋、看牙齒、跑美容院，獨來獨往，卻熱熱鬧鬧；臉上帶着看透一切的諷刺笑容，卻一如她的文字一樣無矯無飾，天真感性，直抵人心。不僅文章如此，她做事也是“世俗”到底的。替她出書的人僅想賺她一個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書拿到馬路上去販賣，甚至不惜與書報小販在馬路上講斤頭、談批發價。一個女子竟有這種大膽、潑辣的作風，或許是繼承了寧波人的精明。雖然她的能幹、獨立不禁讓人覺得她有女權主義的嫌疑，但有些時候，她也不免流露出小女人的意識。比如，為了孩子，她放棄了再婚的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子之中，還寫了《救救孩子》、《現代母性》等泣血之作。另外，她曾對張愛玲說，“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夠安慰呀”，也說明她潛意識裏還是習慣於依靠男人的。兩個女作家王安憶談到蘇青，說她“有些被張愛玲帶出來的意思”。不錯，雖然她們都是上海成為“孤島”時走紅的作家，很多人卻是在張愛玲之後才知道她的，即使在她們一度被中國現代文學史遺忘，而後來張愛玲又終於走紅時，她也沒能紅起來。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首先兩人成長的環境就大不相同。雖然同是大戶人家出身，但蘇青是從上海里弄的洋房裏走出來的，而張愛玲則是由滬西公寓大樓上望下來的。一個童年幸福美滿，快樂無憂，一個從小冷漠自負，鬱鬱寡歡；一個寫散文，滿篇談的是衣食住行，一個寫小說，始終唱的是女性哀歌；一個露在面上，樸實親切；一個藏在紙后，寂寞蒼涼。看着蘇青，大約便可認識上海的市民；讀完張愛玲卻還無法理解她洒脫寂寞的傳奇。說到底，兩人的差別便在這一近一遠間。蘇青是真實的，真實到隨處可見，一口帶着寧波味的上海話，一身極平常的衣服，要找她並不難。張愛玲則是虛無的，面上放開了手腳，骨子裏還留着世故，沒有顛覆的野心，卻滿是女性的聰敏和小心。她的“俗”是織進了“雅”里的，而蘇青的“俗”則像白開水一樣，清楚透徹。在蘇青的眼裏和筆下，人生是多麼實際——浪漫和美麗不是沒有，但是攙雜在世俗、辛勞和眾多小齷齪里，往往並不顯得那樣美好。在張愛玲的文章中同樣能找到類似的表達：“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但由於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華美中無處不透出奢華靡腐的氣息，蘇青則不然。正如實齋在《記蘇青》一文里所說的：“除掉蘇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點是坦白，那是**裸的直言談相，絕無忌諱。在讀者看來，只覺她的文筆的嫵媚可愛與天真，絕不是粗魯俚俗的感覺。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經她巧妙地標點一下，女人的心眼兒透露無遺了……”1944年，她們共同就當時關於婦女、家庭、婚姻等問題坦誠地進行過一次談話。這次談話的珍貴記錄代表了那個時代新女性的觀念和思想，在60年後的今天所引起的反響依然是巨大的。儘管兩個人之間不乏差別，但這樣不影響她們成為生活中的好朋友。雖然兩人很少見面，卻彼此相知。君子之交淡如水，因為淡所以不膩。作為同行，她們都是當時文壇女作家中的前衛者。她們都用女性獨有的細膩眼光寫着身邊的事情，她們有着相同的靈氣。她們表面上和和氣氣，私下裏也在相互嫉妒、競爭着，而對人生的深刻理解又讓她們惺惺相惜。“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於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張愛玲如是說。晚景凄涼抗戰勝利后，張愛玲因與胡蘭成戀愛而備受攻擊，冷靜而善於自我保護的她選擇了沉默。最終，在曇花一現的風光日子后，張愛玲走了，在多少有點勉強地寫完《十八春》和《小艾》后堅決地去了海外。她明白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她一定要走。後來的事實證明，她的決定是正確的，使她最終沒有受蘇青的那份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