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女人――蘇青(1)

她在人們追憶老上海的風花雪月的時刻再度登場。她是懷舊中的舊人。她比張愛玲遲到一些，張愛玲卻說，如果把女作家分做一欄來評論的話，同冰心、白薇她們相比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她相提並論是心甘情願的。她也說：“女作家裏我只讀張愛玲。”這個女人叫蘇青。其人其事蘇青，本名馮允庄，1914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寧波至今仍是浙東到上海的門戶，浙東和上海的洋貨對流，給了寧波的行家以興起的機會。據說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祖父是舉人，之後先是經商，接着由殷商變成地主，家裏有幾千畝田地，屬於這個城市裏新興的市民群。在這種環境裏長大的蘇青是熱情的，直率的。1933年她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外文系。然而，雖說出生於書香門第、大戶人家，有幸受到正規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來，這到底不是女兒家的正經事，所以她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早早地就輟學結婚了。婚後，她與丈夫肄業移居上海。1935年，她為抒發生產的苦悶，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論語》雜誌（后改題為《生男與育女》雜誌），發表時署名馮和儀，後用蘇青作為筆名。這是她創作的開始。20世紀40年代初，她與結婚10年的丈夫離婚，成為以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品主要發表在《宇宙風》、《逸經》、《古今》、《風雨談》、《天地》等雜誌。1943年，她的代表作品——描述自己走上職業婦女的經歷的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上連載。標題和內容用得十分大膽，但真正讀下去，卻是寫得很“乾淨”的。她描述了初婚的感受，寫了生育的痛苦和歡樂，寫了婚外戀，寫了與各種男人打交道，最後寫到一個千辛萬苦的社會婦女的憧憬的破滅，獨立入世之不易，以及在社會上始終寄人（男人）籬下的全部感受。但由於書中有許多關於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實描寫，她一時被社會稱為“大膽的女作家”，因而毀譽參半。這本書次年出版單行本，半年內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續篇在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時間裏也印了4版，毫不遜色於張愛玲的《傳奇》。她同時還寫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結集為《浣錦集》、《濤》、《飲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還著有長篇小說《歧途佳人》等。她同時還活躍於出版界，曾主辦《天地》雜誌，創辦《小天地》雜誌及四海出版社。曾任汪偽政權要員陳公博的秘書。上海淪陷期間人們將她與張愛玲放在一起，稱她們為“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抗戰勝利后，她留居上海，擔任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其中《寶玉與黛玉》1954年曾連續演出300多場，創造了劇團演出的最高記錄。但解放后，她卻為她成名時期的經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55年，她與賈植芳先生就“胡風事件”通了一次信，探討司馬遷問題，因此被懷疑為“胡風分子”而進了監獄，從此在文壇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鬥，身體受到很大的損傷。平反以後，她在一個區屬的小劇團———紅旗錫劇團當編劇。除了整理、改編老戲之外，她也寫些新戲，但卻沒有再寫小說、散文，也不再署名蘇青，而用她的本名馮和儀了。正所謂“千古文章未盡才”，以後的日子，她再也沒能發揮她的文學創作才能。1982年，她於貧病交加中在曾讓她一度走紅的上海寂寞離世，享年69歲。據說，當時靈堂里沒有哀樂，沒有花圈，前來送行的親友也只有四五個，全部的送葬時間僅七八分鐘，十分凄涼。結婚十年蘇青一生中留下的小說不多，最為大家所熟悉的，恐怕要算《結婚十年》了。這也是她對自己並不美滿的婚姻生活的真實描述，從中不難看出她潑辣的率真和對愛情、對自由的不懈追求。這場婚姻一開始就是一大段給人印象頗深的，舊式婚禮的繁文縟節和西方文明的合璧。在各種禮儀以及帶着喜慶色彩的花轎里和宴會中，18歲的她成了20歲的徐崇賢的妻子。他們婚前在同一所高中念書，通過兩年的信，卻連個照面都沒打過，美其名曰自由戀愛，其實不過是信中二人對對方的稱呼逐步變得親昵，這也恐怕早就為這段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筆。新婚燕爾，徐崇賢對她恩愛有加。然而，那淡淡的浮華畢竟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很快便黯淡下來，顯露出斑駁的本色。她雖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少奶奶，但由於從小在優越的環境中成長，對於生活低能得很；而且懷孕後生下的又偏偏是一個女兒，這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裏是極其可怕的。果然，她的不幸由此開始了。因為沒能給徐家延續香火，她受盡公婆小姑的冷嘲熱諷，與此同時，她又與丈夫閨房失和，丈夫不久就另有所愛。更可悲的是，當她夏天回娘家省親時，本欲向母親哭訴一切，哪料嫁出去的女兒畢竟是潑出去的水，母女間竟也生疏、客氣起來。為怕母親傷心，也為了面子上好過，她把所有的苦衷從喉嚨口硬逼回了肚子裏。離開娘家的前一晚，母親在為她整理行裝時發現陪嫁的戒指不見了，便找她詢問。由於經濟窘迫，她早已將戒指賣了貼補家用，但為了怕母親識破，她便謊稱丟了。做母親的總是憐愛兒女，為了怕她在婆家受人嘲笑，抬不起頭，母親竟將自己本來預備帶進棺材的戒指悄悄塞給她。雖然她在訴說這一切時平淡而抑鬱，沒有流露出過多的大喜大悲，但身為女子的無奈和悲哀還是遮掩不住，由字裏行間溢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