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是怎樣成功的(2)

一種藝術一旦成為小眾的藝術，它首先一定是令人難以理解的，然後它就需要被解釋和賦予意義，有時甚至並不是由於“與主流文化產生矛盾”，比如周星馳能被大眾喜歡，但同時他也能被某些人解釋為“後現代”。而一旦產生了被賦予意義的需要，它也就喪失了其探索性，也從此不應再被稱為“藝術”，而變成了一種個人的“文化工具”，強迫接受、功利和殖民也就接踵而來。我也並非是要強調藝術必須大眾化，實際上是否大眾化，或者小眾化，都不是藝術的目的。它不應為任何一種文化服務，它唯一的命題就是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去“關注”。電影原本便是影像的藝術，是由電影導演說故事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方式和方法。到了今天，電影之所以被賦予那麼多“含義”，因為電影實在是一項容易讓人“迷失”的藝術。那是因為它可以達到很多目的，比如票房、偶像、各種獎項、思想傳達等等，目的多，也就更容易被人利用。這種利用在被掩上了一層真誠的面孔之後，就變得更加讓人難以識別。而且，這樣的真誠不僅會獲得小眾的欣賞，還會贏得主流文化的認同。因為真誠一定是廣義的，而所謂“藝術理想”也肯定是誘人的，大眾雖然無法知道小眾在做些什麼，但僅僅是真誠就已經足夠打動他們了。然而，沒有人可以掩藏自己的動機和目標。如果你的目標是在某種文化中“立足”，你的作品、你的理想都會暴露在這些具摧毀性質的影響前。假設你非常希望被這個體系接受，很可能你和你的作品都會變成和那些電影一樣。而如果一個人的動機是在真的了解電影這個媒體的天性，那麼他的目標自然會傳到觀眾心裏，這也是無法隱藏的。這樣的情況一旦出現在不自信的中國導演群里，它就導致了我們望過去那一致的黑暗色調。所以電影學院的學生才會問老師，他拍的特灰色的電影能不能拿個獎。這句話是有代表性的。第六代中你難以看到百花齊放的現象，也因為他們正在努力一致的獲得某種文化體系的認同。即使張元現在聲稱自己已經轉為地上，要努力去拍大製作，但他始終還是沒有放棄其所謂的“藝術理想”，換的只是劇組和投資，還有自己無限的精力，今天搞搞京劇電影，明天拍拍廣告，閑着無聊就玩偶像劇。說不自信，也不僅僅是中國導演一方面的事兒，傳媒、評論界、觀眾，還不都盯着這個獎那個獎不放？有些評獎實際上根本是一種商業行為，當然這也沒什麼好反對的，但這如果成為了一個導向，那就本末倒置了。正是這些東西給近十年來中國的電影觀眾，以及電影製作者甚至娛樂媒體帶來了一種名利的浮躁。張元的無論哪一部電影，當然除了《我愛你》、《綠茶》這樣的四不象商業片之外，無不具備了得獎的視覺素質與“內涵”。獎項和人文導演之間是多麼的互相需要，他們誰少了誰都將只能無聊的上演自己的獨角戲。所以邊緣題材對於張元來說是重要的，題材基本上就是他的全部。他必須在這上面做文章，玩點小花樣，才有可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搖滾青年、同性戀、京劇電影、坐牢17年的女兒、酗酒的父親、神經質的妻子、精神分裂的女博士……從地下到地上，我們看出張元的萬變不離其宗。一個對題材如此看重，或者說，一個對花樣如此看重的導演，在其行新奇之道的同時，也正暴露出他的蒼白。所以，張元一直以來的課題就是學着如何利用聲光效果來變魔術，要領就是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他就是這樣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