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氏幽默的硬傷(3)

所謂什麼型不型的，其實也是一個偽概念，說到這兒我有要搬出那套“好導演萬能論”了，雖然不盡準確，但大部分的時候還是能驗證問題的。一個導演如果到了只能以風格論之的地步，他的戲也就快到了盡頭。硬傷三：沒有瘡疤就沒有笑料？《手機》上映后，發生了一件大事，崔永元發火了。北京某娛樂報刊有報道說：“京城某周刊記者就電影《手機》採訪了原《實話實說》主持人崔永元。對於這部直接影射自己和當初那個讓自己疲憊不堪的欄目的影片，小崔發火了。甚至在文中他建議應該把《手機》這部影片劃為三級片。”《英雄》的製片人張偉平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認為崔永元說的話是比較準確客觀的。幾年前，我就同葛優說到過馮小剛的人品。我覺得他做人做事目的性太強，屬於心理比較陰暗的類型。看了《手機》之後，我認為他就是在影射崔永元。如果馮小剛影射我，我也會像崔永元這樣站出來炮轟他。馮小剛是很愛開玩笑，但他的玩笑很少有善意的。馮小剛用這種手法去影射或詆毀一個人，已經不止一次了，這不是一個導演應有的做法。我今天說出這番話來並不代表我自己，這些話一定會引起圈內人的共鳴。”接着他又趁機提起了一件往事，1996年，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在北京電影學院禮堂首映，“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馮小剛。他見到藝謀立即熱情無限地撲上去，一臉真誠地讚美這部片子，還請藝謀到家裏共同探討。可是第二天我就聽一個朋友說，在一個沒有張藝謀的場合，馮小剛不屑一顧地說：‘張藝謀拍了一個什麼爛片呀，我誇他就是哄着他玩呢！’”娛樂圈內的是是非非，我們這些圈外的觀眾，也無法下什麼定論，無非是茶餘飯後瞎琢磨琢磨而已。且先不論到底誰是誰非——其實這也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馮小剛揭人瘡疤是揭慣了的，他自己不也說嗎，無所謂，還要繼續揭下去。不管是揭誰的，反正是揭了某人的就是。只是苦了我們的觀眾，還要跟着馮導一起開涮。《甲方乙方》裏無聊的有錢人、《沒完沒了》中的吝嗇鬼傅彪、《大腕》裏商家和媒體的醜態，到了《手機》，就完全是為了調侃所有手機擁有者而做的。馮小剛儼然成了一個批判現實派：“我還是想一如既往地深挖生活，甚至揭生活的傷疤。我們的生活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向前走。我們作為導演，在觀眾面前，還是有那麼一丁點責任，讓觀眾看到生活的真相。”說這話的馮小剛還真是顯得無比嚴肅。難道這就是“馮氏幽默”的精髓所在？我們的觀眾難道就真的對生活有這麼多不平，非要到電影院裏尋求共鳴，發泄一下嗎？現實不是不可以調侃的，只是以批判現實為創作根源的電影，就肯定首先失去了它的電影性，也就是失去了使電影成為電影的東西。這樣的先天性貧血，在中國電影裏並不少見。我們的觀眾已經看得夠多了。只是馮小剛的方式方法更聰明一些，他選擇了調侃，而不是硬生生的批判。可是對於“生活的瘡疤”，觀眾大可在生活里揭就是了，如此大費周章的花錢拍攝一部電影，不是有點多此一舉嗎？然而像馮小剛這樣拍電影的態度，在中國是十分討巧的。評論界會覺得這是一個真誠的電影人，觀眾會覺得這個導演有深度。中國的電影市場浸泡在這樣的說辭里也不是一日兩日了，原本以為馮小剛應該是個異數，可誰知他除了比那些學院派的導演看起來順眼一點之外，骨子裏也沒什麼太大區別。從賀歲喜劇一路走來，走到《一聲嘆息》，然後是《手機》，他原本掩飾得很好的“偽市民”面孔，逐漸顯露了出來。我們不禁要懷疑馮小剛的真誠：你真的是在給大眾拍電影嗎？還是在總結你對於生活對於社會的看法？您為什麼就偏要在讓大家笑過了之後，還要回去“深思”呢？觀眾並不都是苦大仇深者，看電影多數也就為了娛樂，您這樣今天批判一下現實，明天映射一下某某，真的就能如你所說，引發公眾的共鳴嗎？知識分子確實是會共鳴的，因為您正撞到了人家的心坎上。中國的導演就是無法跨過評論界的這道坎兒，抹不下臉來拍純娛樂片，好不容易弄出個馮氏賀歲片，還要似是而非的在那裏講道理，實在是把大家都逼到盜版市場上去。笑料明明是有很多的，只是在把笑料擺上來的同時，還要附加上道德標準，就怎麼看也覺得渾身都不舒服。原本雪糕要冷着吃，您非要費那個神，把它化成了湯湯水水，喝起來倒是比吃着容易，可那還是雪糕嗎？這種道德批判式的馮氏幽默，幽完了大家，再給個高高在上的背景審判，面貌也確實可惡得緊。馮導，您的馮氏幽默什麼時候能不嚴肅或者不溫情一次呢？我也學着您說一句大白話：我們觀眾就愛看娛樂片。否則，對於“影射受害者”小崔來說，不就沒這碼子麻煩了嗎？說到這個，最後還得給賀歲代言人馮小剛提個醒：點票房和廣告商給您的鈔票的時候，別忘了影片字幕一概先出“本片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