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2)

“人們永遠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場，”艾略特吞進一根炸薯條，說，“其實很簡單，按美國的標準，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標準，他得算右派，因為他**，反卡斯特羅，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羅的朋友。”佩吉告訴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兩卷本的詩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譯和編輯。他們還打算出顧城的詩集，要我設法和他姐姐聯繫，得到版權許可。鴨絲色拉上來了。廚房就像潛台詞，躲在文學和政治後面，出其不意。我們的胃突然被喚醒，激動有如心臟。好一陣，只聽見刀叉叮噹作響，大家不再吭聲，專心於鴨子的滋味、菜葉的質感和調味油的色澤。汽車聲和腳步聲漏進來，窗上有人影滑過。陽光閃耀。其實，陽光才是紐約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個法國攝影記者給我拍照，帶我滿街追趕陽光。我通過攝影家的眼睛看到紐約的陽光，在樓群之間摸索、折射，轉瞬即逝。四個胃留在黑暗中蠕動，意識的曙光在上升。我問起艾略特紐約的治安。剛到紐約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萊克辛頓大道和東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館喝咖啡看中文報紙。有一則消息：馬友友的大提琴在紐約失而復得。他下出租車時，忘了拿後備箱的那把價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大提琴。報警后，全紐約的警察出動，幫他找那輛出租車，四個小時后，大提琴回到馬友友手裏，沒耽誤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讀這條消息時，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腳邊的書包。說時遲，那時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佩吉和格瑞瑟達趕緊摟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飛。艾略特眼睛一翻，搖搖頭，責怪地說，“這是紐約。”是啊，只能怪我這個鄉下人，在引導城裏的正人君子犯錯誤。說起紐約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現象，除了美國經濟好轉外，還和從十五歲至二十八歲這一高犯罪率的年齡層的下降有關。我問他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怎麼看。“他整個一個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頓根本就他媽沒法停車，我今年吃了六張罰單。連到公園烤肉，超過五十個人必須得到批准，等於禁止集會遊行。更別提布魯克林那檔子事了。”在布魯克林美術館正進行的展覽中，一個黑人畫家把大象糞和聖母像塗在同一塊畫布上，引起了爭議。朱利安尼威脅美術館若不摘掉這幅畫，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撥款。杯盤撤去，我們四個人都要了咖啡。話題轉向美國明年的大選。艾略特嘆了口氣，說這回他不知該選誰了，戈爾真讓他失望。他跟我解釋說，堪薩斯州最近通過了教育法案，否定了進化論，在中小學的課堂上以基督教的創世說為基礎。按基督教的說法，世界只存在了一萬年。“那化石該怎麼解釋？”艾略特聳聳肩，“荒謬透頂。”而信奉高科技的戈爾為了贏得當地選票，竟對此不置可否。佩吉和格瑞瑟達連連點頭。這些美國左派對民主黨也厭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樣暗淡。我問佩吉為什麼在美國沒有第三種勢力。“現在冒出個改革黨，但也不太可能構成第三種勢力。這也許恰恰說明美國選舉制度本身有問題。”佩吉耐心地向我介紹了美國大選的過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這麼個結果。“為什麼美國總統幾乎都是律師？”我又問。這就是局外人的特權，不恥下問，百無禁忌。佩吉和格瑞瑟達掰着指頭把本世紀的美國總統挨個撥拉一遍，果然讓我言中。“是不是律師這行當的思維和表述方式在影響美國的政治？”我說。“絕對沒錯。他們借用法律語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間接的方式達到目的。”佩吉說。午餐結束了，我們在門口告別。陽光明媚，這是晚秋最後的黃金時光。不知怎麼，我忽然想起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實這幅畫和我們在“布魯塞爾”飯館的午餐毫無關係。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