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1)

一中午十二點半，我在曼哈頓第八大道八十號十九層“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門口按響門鈴，佩吉(Peggy)迎出來。每次來紐約，她都和格瑞瑟達(Griselda)一起請我吃午飯，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兩男兩女，用一張公司專用的綠色“美國特快”信用卡付賬。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這頓午飯，事先沒打招呼，到了紐約一頭扎進茫茫人海。誰想到在大都會博物館紀念帕斯的朗誦會散場時，佩吉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不由分說，約好一起吃午飯。佩吉五十多歲，家姓狐狸(Fox)，無從考證，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愛爾蘭的獵狐人。佩吉是我的責任編輯，也是“新方向”的副總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從後窗能看到蘆葦掩映的河水。九二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過客。她丈夫鮑普(Bob)是個退休的文學教授，在家寫小說，做飯，熱衷於社區政治。聽佩吉的口氣，鮑普的小說永無完成之日，也沒指望發表。說來那才是真正的愛好。飯後我們沿哈德森河散步，來到一個小碼頭。木結構的棧橋伸向哈德森河，橋頭釘着塊牌子。二次大戰期間，多少美國小夥子在這兒跟情人告別，再也沒回來。“新方向”出版社的創辦人是詹姆斯·勞夫林(JamesLaughlin)，可惜我無緣見上一面。當年他認識龐德時，只是個家境富有的文學青年。龐德對他的詩評價不高，倒是勸他辦一家地道的文學出版社。由龐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來成了美國出版業的奇迹：不以賺錢為目的但又能自負盈虧，而幾乎所有美國現代詩歌的經典都源於此。勞夫林兩年前去世了。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闆和主要編輯幾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雞，孵養着我們這個時代相當男性化的文學。艾略特遲到了。作為帕斯的英譯者，這兩天他忙得四腳朝天。在紐約和華盛頓舉辦盛大的紀念帕斯的活動，最後以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朗誦會達到**。按字母順序，艾略特排最後一個。他坐在我旁邊，急躁但克制，準是渾身都能划著火柴。整個朗誦會由美國桂冠詩人品斯基(RobertPinsky)穿針引線，最後以艾略特打結：他給艾略特極高的評價。在讀帕斯的長詩《太陽石》最後一節前，艾略特動情地說：“三十年前，就在離這兒幾個街口，我跟帕斯開始一起朗誦……如今人已去，詩還在……”他的聲音哽咽了。格瑞瑟達終於出現了。她七十多歲，剛從腦血栓的打擊中恢復，腳下還不太穩。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闆，掌管着“美國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齡正逼着她退休。她父親斯蓋勒·傑克森(SchuylerJackson)是詩人兼文學批評家。大約六十年前，英國的名詩人羅伯特·格瑞夫斯(RobertGraves)和夫人勞拉·瑞定(LauraRiding)，來美國和他們一家共度夏天，結果她父親和勞拉墮入情網。勞拉把她媽媽逼瘋了，在神經病院一住幾十年。格瑞瑟達那年只有十二歲，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親和勞拉搬到弗羅里達的一個葡萄園隱居，至死在一起。其間四十年，他們共同編寫一本英文詞典，每個定義只用一個詞，既未完成也沒出版。自那個夏天以來，格瑞瑟達再也沒見過父親。我們一行四人，從十九層樓降到地面，過馬路，再拐個彎，直奔那家名叫“布魯塞爾”的飯館。十年來，我們也試過別的幾家，都不甚滿意。看來實驗歸實驗，傳統就是這樣形成的。最後一次嘗試，是家剛開張不久裝潢時髦的小館子。那天艾略特點的漢堡包，他剛咬一口眉頭就皺起來。結賬時，侍者禮貌地問我們覺得飯菜怎麼樣。“你要我說實話嗎？”艾略特從眼鏡上面瞥了他一眼，“這是我有生以來吃過的最差的漢堡包。”“布魯塞爾”的基本色調是暗綠色，古色古香，有股歐洲戰前的味道。這裏氣氛輕鬆而節制，沒有年輕人和酒鬼，我估摸來這兒的都是老顧客。沿窗擺下的四張桌子，隨外面變幻的光線轉動。我們多半都選那張把角的桌子，似乎為了某種穩定感。陰天下雨，這四張桌子好歹才安靜下來。夏天的陽光被窗戶過濾，不再那麼暴躁；到了冬天，陽光影影綽綽，成為某種生命的幻象。侍者彬彬有禮但又不誇張，隨時準備消失。二在紐約竟有某些不變的東西。十年來，我們同樣四個人，來同一家飯館，坐在同一張桌子，談同樣的話題，連口味也越來越趨於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達點烤鵝肝外，佩吉、艾略特和我都點的是鴨絲色拉。而飲料嗎，四個人全都要冰茶。照慣例，再加兩份炸薯條。用炸薯條蘸番茄醬，有滋有味的。先說起紀念帕斯的朗誦會的盛況。由於會場早就滿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門外，其中包括贊助者、墨西哥參議員。佩吉說她也被攔在門口，幸虧來了墨西哥的一幫政要，她趕緊聲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於是文學被政治裹挾進會場。我說，是帕斯，是他的個人魅力，把平時互不來往的美國詩歌界的各路人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來了。朗誦會就像一個和解中的家庭聚會，只有我和另一個瑞典詩人是外人。“你在他們中間簡直是個嬰兒，”格瑞瑟達插話說。她告訴我，那個一頭白髮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甘迺迪的特別顧問。“真神了，快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居然還活着，”格瑞瑟達感嘆道。於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見了鬼。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