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禍從天降

**和吳晗本來沒有接觸。有一次**請吳晗吃狗肉，**也在場。席間，**和吳晗談論歷史，談得很熱烈。**不懂，也湊上來插嘴。吳晗指出她說的不對，**立即滿面怒容，但在**面前也不好講什麼。後來，在《海瑞罷官》綵排時，**看了幾次，很不以為然。1962年，**找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罷官》，她聳人聽聞地說：“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幾位部長沒有理她。1964年下半年**親自出面，在北京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得逞。她就於1965年春，得到**允許，到上海找老搭檔張春橋組織人寫，決定由姚文元執筆。這時周恩來也聽到**一夥準備批《海瑞罷官》的消息。儘管吳晗已在當天得知《文匯報》發表了批他的文章，他並沒有在意，第二天照樣外出開會。回來時，他和往常一樣回家先去西屋書房，翻閱當天報紙。吳晗剛在書桌前坐下，袁震匆匆走進來，她臉色煞白，用手指着書桌上那張頭天的《文匯報》，呆了片刻，一言未發就走了。吳晗拿起報紙，一排黑字大標題赫然入目：《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吳晗迅速看了一遍，發現這篇文章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蠻不講理，讀了令人氣憤。他本不想去同這種小人計較，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又不得不認真再看一遍，發現文章最後武斷地定下調子：《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一天散會後，周恩來請吳晗同乘車，對他誠摯地說：“吳老晗（這是周總理對吳晗的親昵稱呼），有人說你寫《海瑞罷官》有影射。”吳晗忙說：“沒有，沒有，絕對沒有。”周恩來說：“那你打個報告，說明一下好了。”吳晗回去立即寫了報告，談《海瑞罷官》寫作的前前後後和用意。他天真地認為，這樣以後就沒有事了。姚文元用了幾個月時間把批《海瑞罷官》的初稿炮製出來，張春橋親自修改。**一夥暗藏這篇文稿來往於京滬路上，在七八個月裏幾易其稿。**還特別交待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說，這文章“不叫周恩來看。”1965年11月10日，**一夥終於在上海《文匯報》上拋出了這篇文章。在社會主義時期作為一名為繁榮社會主義文教事業而嘔心瀝血的**員，看到姚文元這種惡毒攻擊，憤慨極了。吳晗隱約感到，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個人寫的，後面還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重。姚文元文章出籠后，廣大讀者，尤其是文化學術界人士，既震驚，又氣憤。北大歷史系教授、吳晗的老同學邵循正趕來看他。邵循正見吳晗的心情沉重、憂鬱，這在他們相處的幾十年中是從未有過的，坐了好一會兒，邵循正才說：“學術問題，多作點自我批評就是了。”吳晗苦笑一下，搖了搖頭說：“不那麼簡單，這是有來頭的。”兩位老友沉默了。就在吳晗心情沉重的同時，一艘航行在三峽的船舶上，頭等艙里有幾位老年人無心觀賞兩岸的壯麗景色，都在爭相傳看《文匯報》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這是全國政協組織的參觀團，剛剛從四川等地的三線工程參觀歸來。他們之中大都熟悉吳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驚。胡愈之斬釘截鐵地說：“吳晗寫的《海瑞罷官》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吳晗是不會反黨的。”周培源說：“吳晗是進步的歷史學家，哪裏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回到北京后，與吳晗多年共事的王麥初，忙到吳晗家探問，吳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擔心，就很有把握地說：“我寫的《海瑞罷官》，經上面（指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負責同志）看過，有的還修改過，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吧。我怎麼會反黨？”史學界更為氣憤。北大副校長、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說：“吳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個‘一分為二’，一個同志寫的文章難道沒有一點正確的東西？”他還公開申明：“如果整吳晗，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的。”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憤慨地說：“這是姚文元陷人於罪。”《中國歷史小叢書》責任編輯張習孔，以羽白的筆名發表文章，引用**的話斥責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氣十足，但是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廣大讀者也都紛紛寫文章反駁姚文元。僅《文匯報》就收到讀者來信來稿三千多件。批《海瑞罷官》的來勢很猛，姚文出籠十天後，上海就出了單行本。11月底北京各報不得不相繼轉載姚文。《北京日報》在轉載時，前邊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語，強調**一貫提倡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人民日報》轉載時的按語也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服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這個按語是由周恩來親自定稿的。1966年2月7日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向**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強調學術問題應通過“百家爭鳴”辨明是非，希望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偏向加以適當限制。對《海瑞罷官》的討論，提綱中明確指出是學術討論性質，“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在這前後，彭真派崔月犁兩次去看望吳晗，表明黨對吳晗是關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開工作會議時，彭真還和吳晗談話，要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吳晗聽了很高興，知道組織上是把《海瑞罷官》的問題看成學術上的問題。鄧拓為了把問題引向學術討論，還化名向陽生寫了一篇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的文章，以學術探討的口氣對吳晗的道德繼承論提出不同意見。文章最後特別提出：“吳晗同志有什麼意見，我也希望他繼續寫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見面”，“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研究。”市委的關懷和鄧拓的啟發，使吳晗更相信黨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評就會得到諒解。他於是寫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於12月27日發表在《北京日報》上。文章首先對學術批評和討論表示歡迎；然後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況開列了一個時間表，以說明研究海瑞並不是為了影射廬山會議；文章還就有關《海瑞罷官》涉及的學術問題做了說明和解釋。在一些問題上，吳晗違心地承認了錯誤。這篇自我批評發表之後，不少讀者和熟悉吳晗的人都認為吳晗這樣做很好。但**一夥卻藉此對吳晗發動規模更大、調門更高的批判，誣陷吳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極為重要的藥方便是罵皇帝”，急於從吳晗這兒打開突破口。**得意地叫囂：“一個吳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節時，吳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當時在三線工作，回來過春節），談了一上午，李超對他說你是個世界觀改造問題。吳晗聽了有點寬慰。1966年3月北京郊區正是春耕季節，可是農民卻不得不放下農活，去參加一個接一個的批判會。在昌平縣大東流村召開的一個批鬥流氓小偷的會上，有個農民在揭發批判時，竟說這個流氓小偷受了吳晗影響而腐蝕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幾個人中就有吳晗。原來北京市委領導為了保護吳晗，在這年3月由萬里出面，讓吳晗下鄉參加“四清”，讓他換個環境。吳晗下去時化名李明光。但那時**一夥已經把矛頭指向包括吳晗、鄧拓、廖沫沙在內的“三家村”。在全國範圍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惡浪。大東流村也不例外。這天會上發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吳晗聯繫起來，對吳晗是個刺激。他心裏很不是滋味，臉上泛起灰白色。散會以後，吳晗回到住處，陪他下鄉的秘書郭星華來看他，見他臉色難看，就說那人在批判會上的發言牽強附會，勸他不要想的太多。在農村這段時間，有一次郭星華問他：“你當時為什麼要寫《海瑞罷官》，他們把你和彭德懷掛上了。”吳晗說：“寫海瑞是喬木同志約我寫的，說**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應該寫。”他接著說：“我實在想不通，彭德懷也是好人啊，即使為彭德懷說幾句好話，也不能算是敵人啊！”他又說：“批判我學術上有問題，我接受，說我是為彭德懷翻案，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想不通。”1966年烏雲翻滾的5月，一天下午，七歲的小吳彰低着頭離開景山學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覺得周圍一切都變了，幾個月來常聽小朋友說他是“大壞蛋”的兒子，他感到抬不起頭來。這天，老師佈置寫批判吳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寫。他幼小的心靈里塞滿了疑團：爸爸教育我們要好好學習，聽黨的話。這樣的爸爸會是壞蛋嗎？他的姐姐吳小彥那時在北長街小學上五年級，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麼慈祥可愛，令人尊敬，他絕不會是壞蛋。這些天來她從學校回來，一看到爸爸媽媽就止不住哭，吳晗把她摟過來說：“彥，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對不起你，等你長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倆從學校領回的批判稿，還得由吳晗夫婦痛苦地代為起草，再由他倆含着淚水抄好上交。就在這個月，從圍剿吳晗開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國各地，到處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謂的“走資派”。鬥爭方式從文的批判發展到武的揪斗。吳晗的日子自然更不好過了。《五?一六通知》裏，他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帽子。從此，吳晗從心靈到**都遭受到迫害，而且逐步升級。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之前，在近兩年的時間裏吳晗幾乎天天被揪斗。吳彰回憶：“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出揪斗。學校要斗，區里要斗，縣裏要斗，這裏要斗，那裏也要斗。”多數情況是拉到大大小小的會場上去斗，有時就在家中的院子裏斗。有一次，在烈日下，一群紅衛兵把吳晗跪綁在枯樹榦上，往他脖子裏灌曬得滾燙的沙子，還掄起皮帶抽，揪頭髮，擰耳朵，用各種辦法侮辱他。他家的大門口和院子裏貼滿了“絞死”、“砸爛”的大標語。吳晗積攢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他絞盡腦汁寫出的全部書稿和抄錄的卡片，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材料”，一頁不剩地抄走了。包括**、周恩來、郭沫若等人同吳晗往來的書信手跡也給抄走了。家裏的許多東西被當作四舊砸爛了，包括外國友人送的禮品以及電視機，甚至連吳晗珍藏的小彥從三歲起畫的圖畫，也都在“這是什麼玩藝兒”的斥罵聲中，付之一炬。吳晗一家夜裏也不得安寧，進入夢鄉以後常常被猛烈的砸門聲驚醒，小吳彰嚇得縮在袁震懷裏。這夥人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把吳晗從床上拉起來斗。孩子們是信任爸爸的。吳小彥認定爸爸不是壞蛋。有一次，一伙人讓吳晗跪在地上，圍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腳地打他，小彥當時正爬在海棠樹上，見此情景，趕忙跳下飛奔過去，朝着正踢吳晗的一個人踢了一腳，大聲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吳晗為女兒出了一身冷汗，他生怕小彥挨打，由於小彥的勇敢行為，這人不再打吳晗了。還有一次，深夜，砸門聲把吳晗一家驚醒，一夥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鎖，砸開大門，抓住吳晗就打。小彥聽到聲音，忙從被窩裏跳起，掙脫媽媽按住的手，光着腳丫往屋外跑，她一頭撲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體衛護着吳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小彥的無畏精神感動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這次吳晗被帶去鬥了幾天，沒有挨打。放回來后，吳晗一進門就說：“虧了我女兒啊，”“彥，爸這回沒挨打，爸沒有白疼你。”這時的吳晗已經明白**一夥的矛頭絕不是只對着他，而是對着黨和國家的一大批老幹部。他又像當年對待國民黨特務的威脅一樣，面對任何精神和**的壓力都不屈服。有時，他被批鬥后回到家裏，還安慰親人說：“今天看見彭真、薄一波啦，人家都是那麼老的幹部，我是陪綁的，怕什麼？”他對小彥說：“我只要不死，就要與姚文元鬥爭到底！”“造反”組織一度勒令吳晗家屬同他劃清界限，分開過。在分開之前剎那間，吳晗用惜別的眼光望着小彥。以後，小彥一想起他那時的目光，心裏就像刀割一樣。吳晗住在小屋，連熱飯的火都沒有，又不能出門。小彥悄悄上街給爸爸買大餅和香煙。袁震看到吳晗喝涼水、啃燒餅，心疼極了，就輕聲對小彥說：“快把這壺開水給爸送去，可別讓人看見。”吳晗利用揪斗的間隙，從抄家后剩下的書里找出馬列著作來讀，搜集有用的史料，準備同姚文元進行“文斗”。他們被勒令每天掃北長街馬路，在酷暑烈日下，吳晗被勒令跪在粗沙粒上，膝蓋滲出血珠，但他忍着巨痛絕不求饒。他一拐一拐地回到家裏，擦去腿上血跡，重又拿起**簽名送他的書來看。他覺得當前發生的一切，都和**以前說過的話不相符。1967年初，吳晗全家被掃地出門，離開了北長街，搬到城南的一座普通公寓，和同被趕出家門的萬里、張友漁等住在一起。那時候大小批鬥會數不勝數，吳晗是第一個揪出來的，“名氣”大，更加“忙”得很。兩派為了爭奪批鬥對象，常常乘夜間來搶，吳晗遭到搶劫次數更多。一派把他搶到手后，就把他塗成大花臉，讓人認不出來。有時他在夜間被不斷轉移，一連幾天不見了，過了幾天才被送回來。吳晗在批鬥會的台上才能見到一些熟悉的朋友和領導同志。1967年秋，吳晗和市委、市人委幹部被集中到市委黨校，有單位開批判會就拉他去，否則就在院內參加勞改隊的勞動。一個星期回一次家。在勞改隊裏，吳晗被人打出了內傷，口吐鮮血。他的身上經常是舊創未平，新傷又起。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渾身青腫的吳晗，艱難地回到家裏。小彥淌着淚給爸爸敷藥。吳晗疼得緊鎖雙眉，可還是強作笑顏，安慰小彥說：“彥，沒關係，他們打爸的時候，爸一想你，身上就不疼了。”在困境裏默默關懷吳晗的人，除親人之外，還是有的。一天下午，吳晗一人拿着把長鋤，弓着腰，笨手笨腳地在黨校校園裏鋤草。吳晗的學生肖松，那時也是“專政”對象，正從那裏走過。一眼望見吳晗單獨在勞動，周圍沒有人，就悄悄走到吳晗身邊。吳晗看了他一眼，沒敢說話。肖松輕輕地對吳晗說：“注意身體。”“沒關係，吃得消”，吳晗小聲地、若無其事地回答了一聲。儘管那時他的身體已經被折磨得大不如以前了，但他聽到親密的學生還關懷自己的時候，不願肖松為他擔憂，就裝作沒什麼的樣子，好讓肖松放心。在黨校時，同吳晗接觸比較多的是廖沫沙。他倆幾乎天天被揪到各單位去批鬥，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都去過。有時一天多到三場。每次都是倒背雙手，彎腰低頭（噴氣式），吳晗的身體有點受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和廖沫沙挨打后，在黨校食堂吃飯。廖沫沙一個人先坐在角落邊的桌子上吃。吳晗打飯以後，低着頭，慢慢地走到廖沫沙的身邊，準備坐下來，看上去很痛苦。廖沫沙關心地問：“你怎麼樣？”吳晗用手指胸口，沒有說話，接着就是一陣乾咳。殘酷的折磨，並沒有磨滅他們的堅強意志。有一天清晨吳晗和廖沫沙被京郊礦區兩個造反派揪去坐上火車，準備接受批鬥。到了那裏以後，他倆被關到一個房間裏，吳晗低頭坐着沉思，還不時地嘆着氣，廖沫沙想開玩笑為他解愁，說：“我們兩個成了名角，假如我們不來，這場戲就唱不成了。”吳晗苦笑着問：“我們唱的是什麼戲呀？”廖沫沙想吳晗是副市長，相當於古代的地方官，又聯想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拿來開吳晗一個玩笑說：“這齣戲叫《五斗米折腰》啊！”吳晗一下來了興趣，就說：“我的工資是三百元，能買多少五斗米？你說說看。”廖沫沙不知道米價，自然算不出來，就對吳晗說：“你自己算吧，你看該買多少就買多少吧。”吳晗也同樣不知米價，就堅持讓廖沫沙來算。廖沫沙算不出，就來了個“折衷主義”，對吳晗說：“那麼戲名就改為《折腰》好了。”吳晗連連點頭贊同。後來在回去的火車上廖沫沙做了首打油詩，題為《嘲吳晗並自嘲》：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於今受折腰。扭臂栽頭噴氣舞，滿場爭看新風騷。後來，他在獄中將這首詩寫在煙盒背面，可惜他始終沒有機會把這首詩告訴吳晗，讓他分享這帶着淚水的玩笑。1968年3月，一輛囚車開入黨校，從樓里押出一個人，身子弓曲，臉色卻很平靜。吳晗正式被逮捕下獄了。一年以後，**、康生一夥放出風來說吳晗是“叛徒”。原來有個從前是吳晗的學生，後來賣身投靠“四人幫”的傢伙，揭發吳晗是1934年上海社聯的吳小浦，是黨員，以後不知去向，因此懷疑吳晗是“叛徒”。康生看到這個材料，如獲至寶，立即設法搞證明材料，但沒有撈到一根稻草。經調查，吳小浦和吳晗是兩個人，歷史上根本沒有加入過中國**。他在上海時，吳晗正在清華大學學習和教書，兩人風馬牛不相及。康生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竟然惡狠狠地說：“吳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務，有可靠的材料。”他的所謂材料是，1947年蘇聯駐華使館的一位文化參贊，曾找吳晗了解國民黨特務暗殺民主人士、鎮壓學生運動的罪行。吳晗提供了一些情況。這是吳晗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的一件事。新中國成立以後，蘇聯駐華大使館，還向我國的有關部門提及此事，以示表彰。而康生竟以“莫須有”的罪名，給吳晗扣上“蘇聯特務”的帽子，製造了千古奇冤。吳晗被捕入獄的第二個月，袁震又遭到**一夥的迫害。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吳晗家扔石頭，辱罵吳晗，袁震氣不過就對這伙暴徒說：“你們簡直比對待敵人還厲害，吳晗也不是敵人”。袁震自然最了解吳晗，為吳晗報不平，理所當然。但是就因為說了這幾句話，她被打成“右派”，並送進了“勞改隊”。“勞改隊”集中住在舊浴池裏，袁震本是個長期病號，熱天還要穿棉袍。在勞改隊裏她熬過了一個潮濕的酷暑和一個陰冷的嚴冬，雙腿癱瘓了。當時沒有大夫為她治病，十四歲的小彥只得每天從城南一隅騎自行車往返三十多里去護理媽媽，還要干分配給媽媽的勞動活。後來，“勞改隊”的管理人員見她拖得實在不成樣子了，才允許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彥和吳彰高興地把袁震接回家，以為可以母子團聚了。住在同一座樓的萬里，聽說袁震回家了，特地讓家人送來一鍋紅豆粥，袁震和孩子們吃了一頓少有的美餐。誰知這竟是袁震最後的一頓晚餐。當天夜裏，袁震的喘氣聲驚醒了小彥和吳彰，他倆急忙把母親送到醫院。醫院的人了解到袁震是吳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線，不敢認真搶救。袁震的病情因延誤而惡化。次日清晨，袁震從昏迷中醒過來。小彥問媽媽：“你想吃東西嗎？咱們有一個蘋果。”袁震說：“彥，我想喝口稀飯。”吳彰去向醫生哀告，醫生冷冰冰地拒絕了。袁震難過得掉下淚來，沒過多久就與世長辭了。小彥和吳彰到太平間給母親更衣，只見袁震的一雙眼睛仍然半睜着，面頰上還有幾滴淚珠。他倆趴在袁震的遺體上大哭，淚珠像斷線一樣落在媽媽的臉上、身上。那一天，在凄風苦雨中，失去母親的姐弟，回到了仍然只有他倆的“家”。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吳家的門，要接兩個孩子去看他們的爸爸。他倆看到來接的汽車是醫院的，預感到不祥。當來到醫院的監護病房時，一個專案組的人繃著臉說：“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這話猶如晴天霹靂，兩個孩子驚呆了，接着嚎啕大哭起來。懂事的小彥透過哭聲追問說：“我爸爸怎麼不想看看我們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說：“昨晚他提出過要見你們，可我們不知道你們住在哪兒？”姐弟倆又放聲大哭。在場的醫生見了這情景也傷心地落了淚。他倆再三請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個專案組的像是頭目樣的人走過來，對兩個孩子大聲喝斥：“你們的爸爸是個很壞很壞的人，如果你們不和他劃清界限，沒有你們的好處……！這件事不許你們聲張出去，不許告訴任何人，否則後果將由你們負責！”兩個孩子被嚇了出來，連死去的父親也沒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那是父親最後的遺物。在那凄慘的秋天，兩個孤兒捧着血衣，滿臉淚痕地回到家裏，偷偷在內衣袖上戴上黑紗。他倆的一腔悲憤、無限冤屈，在當時能向誰去傾訴呢？失去父母的小彥、小彰，舉目無親，家貧如洗，他倆相依為命。小彥自幼是個父母鍾愛的嬌姑娘，從吳晗被批鬥、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為全家洗衣做飯，還要照顧媽媽和弟弟。父母相繼去世時，她只有十五歲，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以少得可憐的生活費來安排兩人的衣食，照料十一歲的弟弟。她那活潑開朗的性格變得抑鬱寡歡。姐弟倆飽嘗了譏誚辱罵、拳打腳踢的苦楚，還要忍受饑寒的威脅。精神折磨和生活熬煎，使兩個孤兒的日子異常難過。他們只能把心寄托在死去的父母身上。小彥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頭，兩側橫着姐弟做的小花圈，中間放着她畫的一張媽媽的素描。小彥幾乎每天都夢到媽媽那半睜的雙眼和臉上掛着的淚花。她更恨那些人沒能讓他倆最後見到爸爸。後來小彥找到一張1965年的全家合影，在一個清晨約了兩個同學，幫助她把袁震的遺骨埋在了西山八大處。每逢清明節，姐弟倆都要去掃墓。小彥在墓前，把一封封寫給父母的、永遠無法投遞的信燒掉。山風把紙灰輕輕揚起，像是把他倆的懷念之情傳遞給屈死的雙親。1973年6月，過度刺激和長期思念，使小彥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說：“爸爸沒有死，那天我還在報紙上看見他了呢。”她還見人就問：“人要是死了，還會流淚嗎？”以後小彥多次到北京市革委會去要吳晗的結論、遺骨和抄走的書，質問他們：“我爸爸到底有什麼罪？”“四人幫”一夥怕得要命，就以影響首長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獄。被抓那天，小彥得了闌尾炎，正要入院動手術，身上還有醫院當天開的證明。“四人幫”的爪牙卻硬說小彥是裝病裝瘋。小彥被押入牢房，帶上腳鐐，她闌尾炎痛，就只給止痛藥吃；她哭就注射冬眠靈。他們把小彥單獨囚在一間能住十幾個人的牢房裏，經常對她進行拷打。她的門牙被打掉，額頭被打開口子。中秋節那天，小彥在牢中悲憤之極，痛不欲生。小彥在獄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殘，精神分裂症加重起來，又被送進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1976年9月23日，剛滿二十二歲的小彥，又一次選擇了死作為最後的抗議。吳晗一家在十年浩劫里家破人亡。四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個吳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