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馬士英》(2)

眾所周知，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於南京，明成祖朱棣把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仍在南京保留了一個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班子。北京陷落後，南京政府的動向，是關係明朝國祚延續的大問題，因而成為遺民關注的焦點。由於戰爭的因素，當時情報的傳遞十分緩慢。北京事變的情報傳到南京，大約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間。但是南京的袞袞諸公們懷疑事變可能是“風影”，沒有採取什麼大動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報確信”，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才邀約各大臣議論善後事宜：二十七日，南京文武諸臣才告迎於奉先殿，議立新君。新君人選有潞王朱常澇與福王朱由崧，前者稍有人望，後者則在皇室親疏關係上有一點優勢。史可法傾向於潞王，鳳陽總督馬士英則非福王不立，高傑、劉澤清等統兵將領支持馬士英擁立福王。五月初三日，福王在南京監國；五月十五日，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弘光元年，宣告南明弘光政權的正式建立。福王對擁戴他登極十分賣力的馬士英的回報，是任命他擔任兵部尚並且兼掌內閣實權。《小腆紀年附考》說，馬士英為了排擠頗有聲望的史可法，假意對他說：“我馭軍寬，頗擾於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誠能經營於外，我居中帥以聽令，當無不濟者。”史可法只得上疏自請前往揚州，督師江上。

馬士英為了完全掌控弘光小朝廷，決意捉攜他的摯友阮大鋮。阮大鋮，安慶懷寧人，萬曆四十四年與馬士英同時得中會試，天啟初由行人提升為給事中，因丁憂辭官回鄉。天啟四年吏科都給事中職位空缺，阮大鋮欲倚重於頗有聲望的同鄉左光斗，覬覦吏科都給事中這個頗有實權的人事監察崗位。負責考察官吏的**星、高攀龍、楊漣以為阮大鋮“輕跺”，不可擔任如此要職，打算另用魏人中。阮大鋮暗中買通太監，要他扣押推用魏人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鋮。經過此番曲折，阮大鋮痛恨**星、高攀龍、楊漣等人，為了和東林人士作對，他依附於魏忠賢，與“閹黨”骨幹分子霍維華、楊維垣、倪文煥結成“死友”，編寫攻擊東林人士的《百官圖》，通過倪文煥之手送到魏忠賢的案頭。此人心術不止，做事總是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害怕遭到東林人士報復，還不到一個月，急忙辭官而歸。不久，楊漣左光斗諸君子被“閹黨”迫害致死，阮大鋮詡詡自矜。之後他被起用為太常少卿，向魏忠賢極盡獻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變，魏忠賢不足以長久依靠，每次覲見之後，就重賄魏府門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幾個月以後，工於心計的阮大鋮還是辭職離開了官場這個是非之地。崇禎二年清查“閹黨”逆案，阮大鋮列入從逆分子名單，以“交結近侍又次等”判處削籍，按刑律得處徒刑三年，准許納贖為民，但永不敘用，也就是說今後再也不允許重登政壇。

這個阮大鋮，《明史》說他“機敏猾賊，有才藻”，對他的刻劃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賢而陞官，既要獻媚義要不露痕迹，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從官場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機敏猾賊”的表現，所以在清查“閹黨”逆案時只不過作為從逆分子而已。此人又極有才華，他寫的劇本《燕子箋》、《春燈謎》在當時頗獲好評。這樣的人當然不甘心永遠淡出政壇。當農民軍逼近安慶一帶時，他為躲避戰亂，來到南京這個政治舞台，充分表觀自己，招納遊俠，虛張聲勢的談兵說劍，圖謀以“邊才”的身份而被起用，看得出來這個並不懂軍事的文人很想在亂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擺脫“永不敘用”的尷尬境地。

為了沖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掃除“永不敘用”的障礙，他在南京極力討好爾林遺孤與復社名士。他企圖利用世交侯方域(朝宗)，以及晚明四公子(歸德侯方域，桐城方以智，陽羨陳貞慧，如皋冒襄)這些復社名士的影響，改變自己的政治形象。為此，他不惜重金，撮合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阮大鋮的政治野心被複社人士所察覺，決定聯手予以迎頭痛擊。

崇禎十一年，復社名士吳應箕與東林書院創始人顧憲成之孫顧杲談及此事，東林遺孤顧杲大義凜然地表示：不惜斧■，為南都除此憝。隨後吳顧二人在陳貞慧寓所議論此事，一致認為應該點破阮大鋮“逆案”身份，捉醒與其交往的士大夫。於是陳貞慧起草聲討阮大鋮的檄文，以顧杲、陳貞慧、吳應箕名義，密函分寄各處，徵求陳子龍、楊廷樞、方以智、周鑣等復社成員的支持。崇禎十二年，復社人士趁南京鄉試的機會，在淮清橋桃葉渡的冒襄寓所，召開復社金陵大會，復社名士與天啟年間遭“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遺孤，紛紛聲討“逆案中人”阮大鋮。會議公推周錘、徐孚遠等為盟主，正式發表《留都防亂公揭》。在《留都防亂公揭》上簽名的有142人，領銜的是東林弟子代表顧杲和天啟被難諸家代表黃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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