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馬士英》(3)

《留都防亂公揭》揭露阮大鋮逆案禍首的老底，以慷慨激昂的氣勢向世人宣佈：“(顧)杲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慨，言與俱憤，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顧)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塞天下亂臣賊子之膽!”

阮大鋮遭此迎頭痛擊，從此隱匿於南京郊外牛首山，不敢再招搖過市。

弘光小朝廷建立以後，馬士英想起用摯友阮大鋮，與之搭檔，控制南京政壇。阮大鋮與馬士英在《明史》中同列於“奸臣傳”)，兩人可謂臭味相投。馬士英，貴州貴陽人，萬曆四十四年與阮大鋮同科會試，三年後進士及第授南京戶部主事，崇禎五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任宣府巡撫，因失職而遭造戍，流寓南京。阮大鋮在遭到《留都防亂公揭》聲討以後，閉門謝客，唯獨和馬士英“深相結”，可見兩人關係非同一般。何況阮大鋮對於馬士英的仕途升遷起過決定性作用，馬士英的援引阮大鋮可謂感恩回報。

事情是這樣的。前內閣輔臣周延儒遭溫體仁排擠而下野，一直耿耿於懷，很想東山再起，再顯一番身手。他的門生復社領袖張溥(周延儒曾主持辛未會試，是張溥的座主)，早就對內閣首輔溫體仁及其黨羽蔡奕琛、薛國觀迫害東南諸君子，扼腕嘆息，早夜呼憤。復社成員禮部員外郎吳昌時寫信給張溥，勸他慫恿周延儒復出。據吳偉業《復社紀事》記載，吳昌時在信中說：自從錢謙益和文震孟被排擠以後，“東南黨獄日聞，非陽羨(周延儒)復出，不足弭禍”。於是庶吉士張溥與員外郎吳昌時為之經營，馮銓、侯恂與阮大鋮等人籌集白銀六萬兩，作為買通路子的活動經費，終於使得周延儒於崇禎十四年九月以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頭銜出任內閣首輔。由於阮大鋮在周延儒復出中出錢出力，便向周延儒討官，以洗刷自己的“逆案”恥辱。周延儒感到為難，對他說：我此行謬為東林所推，你名在逆案，可以嗎?

阮大鋮沉吟良久，不得已收回請求，轉而推薦馬士英，周延儒表示同意。於是馬士英就在崇禎十五年六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任鳳陽總督。這一細節見之於《明史·馬士英傳》，透露了周延儒與阮大鋮馬士英的權錢交易，馬士英後來之所以能在弘光小朝廷大權獨攬，這是關鍵的一步，他的提攜阮大鋮與此有着密切關係。

由於《留都防亂公揭》的巨大影響，馬士英欲起用阮大鋮必須消除輿論的不利因素。於是他想到了錢謙益，利用錢謙益在政壇長期不得志又急於謀求升遷的心態，要挾他以東林領袖的身份為逆案中人翻案。

關於“（馬）士英入朝而逆寒白此翻”的整個過程，文秉《甲乙事案》有詳細的記錄。

五月下旬，馬士英的親信劉孔昭上疏攻擊吏部尚書張慎言，原因就在於劉孔昭“故善阮大鋮，必欲起之”，而張慎言掌握用人大權，“秉銓持正，度難破例”，便在上朝時發動突然襲擊，迫使張慎言“引疾乞休”。六月初，馬士英向福王推薦阮大鋮，他的奏疏以“冒罪特舉知兵之臣以共濟艱難”為題，推舉阮大鋮，希望福王“赦其前罪，即補兵部右侍郎”。次日福王召見阮大鋮，阮大鋮為自己“見枉”做了辨白。內閣大學士禮部尚書高弘圖說：“(阮)大鋮若用，必須會議。”馬士英說：“會議則(阮)大鋮必不得用。”高弘圖說：“臣非必阻大鋮，舊帝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鋮更光明耳。”馬士英說：“臣非徇私賄，何所不光明也?”高弘圖

說：“何必不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阮大鋮於是寫了《孤忠被陷之繇疏》，口口聲聲“逆案冤及於臣”，理由是“凡(魏)忠賢竊威福，皆臣在山林息影唯恐不深時也”。馬十英與之呼應，攻擊持反對意見的姜曰廣、呂大器等官員“護持局面，阻抑大鋮”。接下來的局勢演變是在意料之中的，吏部尚書張慎言罷官后，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呂大器也隨之罷官，主持止義的姜曰廣、劉宗周等官員先後遭到攻擊。道路掃清之後，馬士英於九月間挾制福王，“內批阮大鋮兵部添注右侍郎”，聖旨如此寫道：“阮大鋮前陛見奏對明爽，才略可見，朕覽群臣所進逆案人鋮並無贊導實跡，時事多艱，需人幹濟，着添注兵部右侍郎辦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瀆擾。”對於這個過程，文秉評論道：“欽案問徒之人，士亡英以私交之誼，特拔之囚伍之中”，可謂一針見血。

但是馬士英仍然顧忌輿論壓力，難以名正言順，便要錢謙益以東林領袖的身份出面表態，為“閹黨”翻案。十月，禮部尚書錢謙益寫了《愚臣報國心長等事》的奏疏，在議論南明的四件大事——嚴內治、定廟算、振紀綱、惜人才——的幌子下，強調“不復以黨論異同徒滋藩棘，則人才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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