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當年西方的香港熱(3)(圖)

邵逸夫監督的是一個興旺忙碌的大片場，有大量長期簽約員工。鄒文懷想出承包制，使他可投資個別獨立製作，減省了經常開支。兩人的策略，都適合當時本地及東南亞的時勢。身為獨立監製的張家振，則是香港首名跟美國連繫的重要人物。他可以跟美國簽約，準時提交完成的影片，亦為旗下影星敲開美國大門。有國際人物如他，香港電影工作者便可加入那惟一真正全球化的電影業，開始打入全球市場。

《浪漫風暴》(TrueRomance，1993)有一個模仿無數港片出現過的場面：三主角以手槍互指，僵持不下。該片編劇塔倫蒂諾也在自己執導的《落水狗》(ReservoirDogs，1992)中，炮製了相似場面，同時一併借用林嶺東《龍虎風雲》(1987)的卧底情節。《佐羅的面具》(TheMaskofZorro，1998)那披上斗篷的主角，在敵人頭上翻筋斗。《駭客帝國》(TheMatrix，1999)在反烏托邦的網絡世界中，大玩功夫及吳宇森式的槍戰。電子遊戲與漫畫亦一同把成龍當做主角，而角色扮演的電子遊戲，則邀請參加者擔當反黑警察或功夫高手。像WuTangClan(武當派)那樣的“嬉哈”(hip-hop)樂隊，更抽取武俠片元素填詞。而電視片集《伏魔玉羅剎》(Xena，WarriowPrincess)的戰士都懂得功夫，洪金寶則在電視片集《過江龍》(MartialLaw)中大顯身手。

只需稍為留意任何一種流行媒介，幾乎都可發現影響西方文化最深的亞洲電影，就是香港電影。這潮流始於70年代初，是時，以黑人觀眾為對象的剝削電影大受功夫片影響，荷里活的習慣打法也因功夫片面目一新。李小龍象徵了反叛青少年與民族自豪，成為超越時空的符號。傳記片《李小龍傳》(Dragon，1993)之中，種族歧視及要成為神話戰士的使命，迫得李小龍幾乎發瘋。即使是李小龍的海報，已可成為偶像化身：《周末狂熱》(SaturdayNightFever，1977)里他眉頭深鎖，俯視約翰·特拉沃爾塔在悉心打扮；他在《一舉成名》(BoogieNights，1997)中，也啟迪了天真的小電影明星德克·狄勒(DirkDiggler)。

即使實驗性較強的影片，也對功夫片着了魔。功夫熱潮初起時，便有境遇主義(Situationism)的支派製作了《辯證法可否碎磚？》(Ladialectiquepeut-ellecasserdesbriques？1973)，重新為功夫片《唐手跆拳道》(1972)配上字幕，把情節顛倒過來。武士與女僕的**插曲，變成迷戀商品的討論；官老爺大言不慚，竟聲稱要派出社會學家、精神病醫生及結構主義者，甚至“我的福柯們！我的拉康們！”，來鎮壓叛亂。《女飛賊再現江湖》(IrmaVep，1996)於20年後出現，把香港與法國的普及與前衛傳統掛起勾來(圖)。

《女飛賊再現江湖》起用張曼玉，重新演繹弗亞德(Feuillade)的默片《蝙蝠黨》。片末，她的影像受到字母派(Lettrism)式的磨損

觀眾與電影人何以迷上港片？正派體面的西方影評人對此一直摸不着頭腦。打從開始，那些品味監護人便對港片嗤之以鼻，可到了90年代初，港片縱使幾乎給主流報刊全然漠視，但卻吸引到一批狂熱追隨者。對種種批評港片粗糙的說法，影迷不以為忤繼續全情投入，更推出影迷雜誌和網頁，以既敬畏復挑釁，又帶着改變信仰的熱情追捧港片。娛樂電影催生了平民化的影迷文化，地下品味推波助瀾，香港電影終於走入主流。90年代中，《時代雜誌》與《新聞周刊》異口同聲稱許吳宇森和徐克的荷里活首作。大家不禁要問：這樣的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與北美所推崇的亞洲電影，都是日本電影，港片幾乎默默無聞，至70年代初連串功夫片出現后才有改觀。功夫片熱潮最初出現時，港片是傻子都看得懂的有趣東西。是時，外國記者蜂擁走到清水灣，邵逸夫給他們大談奇聞軼事，又領他們參觀邵氏影城，更給他們介紹自己家小。但有關他的報導，幾乎清一色都帶貶意，甚至一開始便拿他名字開玩笑，如有文章標題：“WhatMakesRunRunRun？”【RunRun是邵逸夫的英文名字，標題的意思是：邵逸夫何以幹個不停？——譯者注】。那時，多數西方記者都認為香港製作既粗鄙又幼稚，至今此一想法仍沒怎樣變過。看過早期兩出空手道進口片后，《紐約時報》的文森特·肯比挺自信地把整個功夫片類型批評得體無完膚。依他之見，功夫片糟糕得可笑，英語配音“顯然刻意引人發噱”，打鬥誇張失實，李小龍“看似滿布蜂螫的阿蘭·德龍”。與黑澤明成本高昂的劍斗場面相比，吵鬧的功夫片無疑顯得空洞乏味。

可少數影評人卻支持港片。紀·包古(GuyBraucourt)在法國電影期刊率先為武俠片的情節作結構分析；獨具慧眼的影評人湯尼·雷恩開始為英國電影學院的《電影月報》(MonthlyFilmBulletin)撰文，評論唐人街放映的影片。另一倫敦記者惠蓮娜·葛利絲娜(VerinaGlaessner)於1974年出版《功夫：復仇電影》一書，對功夫類型有敏銳的評述。與此同時，哲學家兼社會學者查奕恩亦跑來香港做研究，並以其洞察力，評估了香港電影在本地文化的位置。

外界對香港電影的關注，終於促使西方影評人承認胡金銓傑出的藝術成就。胡金銓是香港重要導演，作品《俠女》在亞洲公映4年後，於1975年贏得康城的特別技術獎。倫敦國立電影院隨而安排胡金銓回顧展，但香港其他有名望的製作，並無因此多了曝光的機會。除了如《父子情》(1981)及《投奔怒海》(1982)等少數例外，新浪潮作品幾乎無人問津。縱使香港國際電影節每年出版資料豐富的雙語特刊，但西方電影文化界大都不聞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