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皆過火，儘是癲狂(5)

香港動作片都充斥着類似的虛假。即若外貌毫無殺傷力的市民，都會懂得功夫；只余半條人命的，可以突然像沒事人一樣在車頂打空翻；給痛毆后，即時出現嚇人的瘀傷；要是誰手上有槍，定有人會變成人質，槍又會抵住人質的太陽穴；槍戰的關鍵時刻，定有人用光子彈；槍戰中受傷的警察，再露面時前額定然貼上小塊紗布；打斷手臂的人仍能繼續打鬥，更會擊敗對手；武功比拼后口淌血者，往往命不久矣；受傷後有時竟可奇迹般復原，像主角腿部捱了子彈雪雪呼痛，幾個鏡頭后見他一拐一拐，再幾個鏡頭後腿像換過那樣行動如常，只紅了一小片。大眾電影的要素，除趣味粗鄙，用畫面交代故事外，還提供官能刺激與煽情效果，以及把生動的片段配合調子急轉彎，還有行之有效的傳統做法等。然而，擁有這些威力得付出代價。鑒於娛人的東西都偏愛戲劇性，又愛包羅所有吸引人的東西，所以出現有問題的意識和傾向該是意料中事。譬如港片都很殘暴野蠻，女人在多數動作片中都吃盡苦頭，即使有女俠片傳統亦無補於事。雖然有人會開脫說當地犯罪率低，觀眾不大可能模仿影片所見，但港片把強姦、毆打及殺戳等行為視作等閑的態度，也許對社會有更深遠的影響。此外，香港電影也包含歧視成分：非亞洲人(尤其黑人)往往**貪婪；有的亞洲人(如在香港隨處可見的菲律賓人)卻幾乎無影無蹤。其次，對法治與司法的態度以盲目居多，一而再的視警察(即使那是主角)虐打疑犯為理所當然。港片在追求官能刺激的同時，亦變得渲染嘩眾。再者，港片像大部分亞洲流行文化一樣，都會有幼稚得無聊的時候，《重慶森林》中的警察，家裏居然放滿貓咪毛公仔；當紅玉女明星袁詠儀，竟為自己的米奇老鼠收藏品自豪。港片縱然不像日本娛樂文化那樣要麼是極暴力要麼是看膩人的趣致物事，但兩者通常都會覺得長大便是要有侵略性，而溫柔的惟一方式，便是倒退回童稚狀態。還有，港片多數只知套用傳統手法，沒有積極面對和更新傳統。而且，搞笑場面配上太多不相關的滑稽音樂；誇大的視覺效果亦太濫，慢鏡與誇張的鏡頭角度特多。為了緊抓觀眾的注意力，香港電影往往炮製得過分忙碌，能使大眾電影肌理更豐富的思索空間則欠奉。香港導演無疑掌握某些技巧極到家，尤其懂得以激烈動作製造緊張氣氛，但卻往往不肯摸索其他方向。他們縱容觀眾，使觀眾對密集的刺激過癮場面不知厭足，自己也往往走進了死胡同。但香港電影縱使有着上述缺點，卻仍具備無論高雅或通俗，現代或古典藝術皆推崇的素質。他們有精妙的結構(如前後呼應的主題、對位并行的故事)，有實用的風格美(如大膽的剪接、動感的構圖)，有強烈的表現力(通過色調的控制及令人興奮的動感)，有訴諸普遍的情緒與經驗(如寂寞、不公義、渴求愛情、為死者復仇等)，也有原創性(如不斷把傳統手法轉化的導演，包括風格各異的胡金銓、吳宇森、徐克及王家衛)。個中多數優點，都與電影的大眾性相關，影片一旦具備了這些優點，大抵便能吸引廣大觀眾。這些素質不會中和電影中那些社會或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意識，但由於需要利用潮流，需要重複及翻新既有方式——但一定不會走觀眾抗拒的方向，因此大眾電影不大可能全都是導人向善的。要調配大堆吸引觀眾的元素，就必須要有技藝。有的知識分子很會大講電影或流行音樂的文化意義，但卻根本不在乎其背後的藝匠所用的方法。也許他們認為炮製既刺激過癮又會催淚的片子，是件簡單不過的事情。他們應該親自試試。不曾試過拍出一場通暢的戲，不曾寫過合格的曲子，不曾畫過好看的漫畫，才會覺得大眾娛樂是輕而易舉的事。能夠做個稱職的導演，也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天的年輕導演若能研究一下類似洛夫(RoyDelRuth)般的荷里活黃金時期導演，當會有所收穫。安德魯·沙里斯曾經指出：“偉大的導演起碼得是個優秀的導演。”而且，技術精湛的導演不可能只懂墨守成規，因沒有兩個情況會完全相同。經驗老手不只知曉慣常手法與解決問題的方式，還懂得將之應用在新的情況之中——也許先製造難題，再巧妙地克服它。技藝要求靈活與變通，想像力少一點也不行。普及美學所推崇的直接及震撼效果，往往是精雕細琢不露痕迹地製造出來的。娛樂片的藝匠在明確規範內運用想像力，也就是中國人稱之為“雕琢”的過程。不惜一切追求創意到頭來可能變成爛攤子，但默默改良傳統手法，不僅能使藝術形式更豐富，還可使觀眾的感性更敏銳。更何況，大眾電影的導演也會創新：胡金銓在《俠女》中的剪接方式，沒有理會鏡頭連接的一般要求，重新塑造了他所承襲的傳統。給自己製造技藝的難題，然後以創新又老練，卻又絕對能讓人明白的方式去解決。大眾電影的這種做法，與前衛電影的破格實驗，可謂各有千秋。要明了大眾電影的藝匠如何炮製大堆吸引人的元素，就不能忽視他們的形式與風格。大家在細心觀察之餘，還要把大眾電影視作一個整體，以找出使其格局統一起來(與否)的原因。此外，也得探究其時刻改變中的肌理。而仔細分析**(像《熱血最強》中Shirley離開Kelvin一段)之餘，低調的片段亦不要放過。大家應盡量通過文字與劇照，道出某場戲究竟是什麼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