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創造性歷程

自人類這一物種出現以來，我們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變化幾乎都是人類所為。環顧我們四周，這一切便昭然若揭——我們不僅創造了我們居住於其中的城鎮，創造了我們乘坐的火車和飛機，創造了供我們坐於其上的椅子，創造了在上面寫字的桌子，創造了燒飯盛菜的鍋碗碟盤，還創造了政府、宗教、學校、商業和法律，當然還有神話故事、象徵和偶像。所有這些都是人類的創造物，它們還可以被再創造——在人類歷史上，不同地方的人在不同時刻確實進行了再創造。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聽到人們大聲疾呼，再造一切——我們的社團、政府、學校，甚至我們的愛情和**——以迎接時代的挑戰。但是，我們若要再造基本價值觀念和制度，就不能不再造我們的創造力。目前，所謂創造力仍是統治關係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的產物。首先，創造力被定義為高於“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能力，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少數奇才才能獲得，而他們創造出來的也只是一些擺在博物館或別的什麼特別場合供人觀賞的稀罕物，或者是一些用來革新生產技術或破壞技術的玩藝兒。沒人區分那些能擴大人們的生活空間，提高生活質量的發明，和那些限制人們的生活空間、甚至能更快地殺人害命的發明（譬如納粹發明的屠殺營）。也沒人注意創造力的社會環境（戴維?洛伊稱之為社會制度中哺育創造力的“女性”基質）或協作的創造力。這樣一種處處受阻而又處處阻礙他人的定義，在一個男性高於女性，少數男人高踞於所有人之上的社會中是合理的。但是，在一個以夥伴關係為中心的社會中就行不通了。因此，人們對創造力有了新的理解，那些着力培養創造力的創造力研究者、藝術家和管理人員是如此，那些千千萬萬的“普通”女子和男子亦復如此。這種新觀念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創造力，只是每個人的創造力各有不同（和人類的其他能力譬如舉重和跑步一樣），人們可以發展它，也可以扼殺它。此外，正如阿爾封斯?蒙突利和依莎蓓拉?龔迪在其著作中所說，創造力可以體現在各行各業中，不僅僅限於藝術家的工作室或火箭科學家的實驗室。這樣一來，什麼是“創造力的產物”，什麼不是，就有了新的劃分標準——當代藝術中已體現了這樣的新標準——“普通”的創造力，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發明，才是最偉大的創造力，因為它能夠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更多的意義，甚至使我們的生活更神聖。創造力一詞也不再不分青紅皂白地用於一切發明，人們不再用創造力來稱呼那些以加強統治、幫助屠殺為目的的發明。創造力專指那些具有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發明。但是，這種新觀念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它強調創造力的社會環境，強調幫助或妨礙我們發揮創造力的因素。不僅如此，它還強調我們今天所謂的社會創造力：對於社會制度、信仰制度和神話故事的創造。換言之，這種新觀念認為，人類在地球上的探險從一開始就是社會發展的共同創造者。這種觀點為我們的研究和實踐開闢了一個新天地。人類從誕生伊始便開始了探險的歷程，然而人類學會計時（人類的又一項發明）才不過25000年左右。在25000年以前，我們的舊石器時代的祖先創造了西方第一件偉大的藝術品，成雙成對的雌雄動物和人物是那時最重要的主題。大約在2500年前，女神和她的神界的情人終成眷屬的神話故事，以及女性創造力的神聖偶像，漸漸地從西方文化意識中消失。如今，我們的神話故事和偶像更多地宣揚着死亡、懲罰和痛苦，而不是**、生育和快樂。陽春三月，我們不再歡慶生命的復蘇，我們也不再將陰門和**視為神聖的偶像。在現在的宗教神話故事中，晝明夜暗，暑往寒來，特別是大地上的植被衰而復榮，這一切都不再與人類的生死循環相聯——萬物生長於其上的地球曾被描述成一位偉大的母親，萬物皆歸於她的子宮，而後獲得再生，就像植物的循環；然而，我們不再有這樣的神話故事。但是，近二十年來，我細讀了西方最古老的偶像和神話故事，不禁對這樣一個事實驚詫不已：我們這個時代湧現的新思潮，其實大多植根於遠古以夥伴關係為中心的文化之中。這樣看來，“新精神”不再將男性捧上天，女性及自然受到尊重，這一切並非前所未有的創造。不僅如此，人們日益覺悟的**與情愛之間的聯繫，也是古已有之。同樣令人吃驚的是，我們的祖先視我們的大地母親為活生生的、有着奇妙的內在聯繫的整體，同樣的觀點如今又在大眾意識、乃至科學理論中重現，譬如“蓋亞假說”——蓋亞是創造女神的希臘語名字。在一個更大的語境裏，那些鋪天蓋地的標語，像“熱愛你的地球母親”，還有“尊敬我們的地球母親”，如果同視地球為神聖母親的遠古信仰相聯繫，便會獲得更深遠、更實在的意義。甚至那些環保招貼畫也與遠古的藝術形象存在着相似之處——克諾索斯壁畫中美麗的海豚酷似我們常見的海豚圖案。總之，無論是在我們祖先的生態意識中，還是在他們更加以自然和**為中心的愛情中，西方史前社會似乎早已有過我們現在為之奮鬥的以夥伴關係為中心的世界。然而，古時對於女性**的崇拜並非憑空而生，同樣，今天新的更符合夥伴關係而不是統治關係社會結構的信仰、偶像和神話故事，也是在我們耳聞目睹的個人、文化、社會和經濟的變化中產生的。在過去三個世紀中，世界上至少一部分地區的人們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然而，問題在於，在我們的主流文化中，神話故事和偶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統治關係而不是夥伴關係。這一部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新思想和新發現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被已有的知識和真理所接受。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在於，舊的統治關係模式的神話故事和偶像牢牢地箍制了我們的想像力，尤其是箍制了眾多文化守門人——學術、宗教、經濟和教育機構，特別是書籍、雜誌、報紙的出版商以及電視和電台的新聞、娛樂節目以及電影製作人——的想像力。結果，我們的主流文化中大多數偶像和神話故事仍以維繫統治關係社會結構的因素為中心：**的痛苦或這種痛苦的威脅。不幸的是，在一個由男性統治的時代，一個視暴力為天命的時代，我們的宗教偶像也無一例外地都是這樣。因此，我們的宗教偶像很少讓人覺得平易可愛，這實在不足為奇——儘管我們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便會大驚失色。在我們的神像中找不到**或性的快樂，因為只有以生育為目的的性關係才勉強得到神父們的寬恕。基督教的許多宗教形象所表達的不是快樂，而是痛苦和殘忍，理想化的甚至是被神化的磨難（基督教里有無數殉難的先知，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宣揚的也是這種磨難）。在我們的宗教里，即使親子關係和兄弟之情也不免染上暴力的色彩（譬如該隱和亞伯的故事），或是機械地服從父母的至上權力（耶穌順從地引頸就死，亞伯拉罕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兒子獻給上帝，這常常成為畫家的題材）。不僅如此，我把從中世紀早期到當代的聖母與聖嬰畫像細細地看了又看，卻發現從許多繪畫中絲毫看不出母子之間的溫情。由此看來，我們的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為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創造更符合夥伴關係，而不是符合統治關係社會結構的神話故事和偶像。在這些神話故事和偶像中，唱主角的應該是給予和接受快樂與仁愛，而不是製造痛苦，也不是忍受痛苦——在我們這個時代里，統治和征服的老傳統已經越來越功能失調，甚至即將自取滅亡。如果我們想在這樣一個時代里將人類探險繼續下去，這便是我們惟一的出路。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會遇到來自外部以及我們自身的重重阻力。然而儘管如此，人們已經在世界各地行動起來了。在這些人中，有神學家，有教士，有嫫嫫，有拉比（猶太教牧師——譯者注），更有眾多的“普通”女子和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