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口述》 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2)

第二天，劉仁等人被狼狽帶回市委。劉仁回來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衛生、刷廁所，累得他團團轉。過了幾天，劉仁忽然不見，後來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劉仁朝不保夕的情況，對鄭天翔，我也十分擔憂，怕出問題，便寫了報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監護，由衛戍區經辦了。據楊成武同志後來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王力、關鋒、戚本禹說我是壞人，說我包庇“黑幫”。周總理便問楊成武認識不認識吳德。楊成武說：在晉察冀時就認識了，他不是壞人。周總理說究。**等人的文章沒有做成，我逃過了一關。誰知粉碎“四人幫”后，市委有些同志據此來批判我，說我搞了個“反修堡”。這件事，前後都被人批判了。那時，劉仁同志被整得很慘，家也被抄了。劉仁同志是很堅強的，他只是說彭真犯了什麼錯誤他就犯了什麼錯誤，別的沒什麼可說的！劉仁同志有心臟病，後來死在獄中，寧折不屈。“八一八”**接見紅衛兵后，“破四舊”迎風而起。這件事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那時，已經產生了“西糾”，說“破四舊”是他們發起的，我懷疑。我估計是中央文革小組發動的，北京市委並不清楚，我問過李雪峰，李雪峰說他不知道。“破四舊”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到處破壞，甚至破壞到了中南海裏頭。中南海北院紫光閣後邊的武成殿房，康熙題寫的一塊“下馬必亡”的碑石都被紅衛兵抬走了，後來四處找尋才找回來。紅衛兵還把中南海院子裏的一些石獅子抄走了。堂堂的國務院也在劫難逃。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塗炭生靈，塗炭神州。１９６６年“破四舊”后，一天，**找我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等人也在場。我在彙報前的想法是想向**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彙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然而，**哪裏知道，運動的發展由不得願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準打死人。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裏二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后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了，**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佈《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這個通告的措辭是嚴厲的，但實際沒有管用。**在以後又大講“文攻武衛”，她接見河南造反派還是安徽造反派時就宣傳“文攻武衛”。這樣，武鬥從“文攻武衛”的口號中找到了護身符，兩派都說自己是“左派”自衛，對方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武鬥問題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期間，全國武鬥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鬥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這是“破四舊”，先是發佈通告發不出去，等通告發出去了，又來了一個“文攻武衛”。當時，水龍頭總趕不及點火的。再說一說“大串聯”的情況，我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說。我調到北京來后，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開始檢討。市委就不靈了，以後就癱瘓了，可是，我還要工作。**接連八次檢閱紅衛兵，大概接見了１３００萬到北京的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當時都叫紅衛兵，手臂上套一塊紅布就行，這給組織接見工作帶來很大困難。第一次是在**舉行的。**原想坐在汽車上繞**廣場一圈。但**的車一出來，爭着和**握手的人就把汽車包圍了，進不得，退不得。謝富治、汪東興都在**的車上，他們都急了。我在後邊的另一輛車上，一看要出事，趕緊下車向前擠，但根本擠不過去，我被擠得前心貼後背，喘不過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