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口述》 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1)

上次已經談過一些北京市委的情況。我的記憶不行，再講一些那時候的情況，只能想到什麼說什麼。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市委已經癱瘓，我們不能在市委正常辦公了，就搬到京西賓館辦公。這樣，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他們說市委怕群眾，已經變成地下市委了。我講一講市委幾位書記的情況，一個個慘得很：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風頭，暫時到天津去了。郭影秋，被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揪回人大，關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鬥。郭影秋有病，我們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談判后才把他接出來。陳克寒，自殺了兩次。一次在萬里的辦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藥，被發現后搶救過來。另一次他被商業學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從二層樓上跳樓，沒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組織人把他很快送到醫院搶救，這一次他又被搶救過來了。有人為此竟批評我右傾，我想總不能見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幫”后，陳克寒同志病逝了。萬里，也被揪斗得很厲害，屢經兇險，後來中央採取措施將他監護起來，由衛戍區執行。趙凡，被整得死去活來，後來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車輛廠了，我記不清，起碼被關了“牛棚”。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高揚文，在市革委會成立之後，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當時，曾經請示了謝富治。謝富治說：把高揚文交給他們，與冶金部的造反派談一下，告訴他們不準武鬥、打人，把問題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來。以後，我還派了一位由部隊到北京市幫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揚文。高揚文是比較晚一點被衝擊的，前邊的幾位遭衝擊早一些。這樣，新市委的領導陸續被整了下去。我還算幸運，繼續艱難地工作着。以後，市委又補進了劉建勛、雍文濤。劉建勛是從河南調來的，他任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走時，我提出我實在幹不了，李雪峰就把劉建勛調到市委，事實上讓他負責市委的常務工作。雍文濤是從廣州調來的，他是廣州市委書記，“文革”前調到國務院任文辦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然後又兼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學校、學生工作。還從外交部調丁國鈺同志到大學工作委員會工作，外事口先是調李清泉負責，後來改為丁國鈺負責，大學工作委員會撤銷后，丁國鈺被留下來了。又從北京衛戍區調黃作珍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劉建勛後來被調回河南，雍文濤被揪斗后提出回廣州，這時沒有辦法了，又調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任書記。北京市沒有市委時，有黨的核心小組，核心小組的組長是謝富治，溫玉成任第一副組長，我是核心小組的成員，溫玉成調走後，我任核心小組的副組長，謝富治還任組長。“楊、余、傅事件”后，調溫玉成任衛戍司令。“九大”以後，溫玉成調走，吳忠任司令。吳忠是駐錦州的四十軍的軍長，他調到衛戍區任衛戍司令后，又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當時，劉紹文、黃作珍、吳忠、楊俊生這四位軍隊同志都曾進過北京市委書記處。那時，上邊有規定，衛戍區不搞“四大”，因為衛戍區搞“四大”，警衛工作就會出問題。以後，軍隊“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衛戍區管理。１９７２年，我任市委第一書記，又調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書記。“文革”期間，市委的領導情況大概這樣。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我們組織市委的幹部到民族飯店聽傳達。但情況很亂，造反派佔據了會場，會議未能開成。這以後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裏談工作，少奇同志來了，他提出要到下邊蹲點，取得感性知識和經驗。少奇同志選擇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學院，那個學院的學生比較少一些，學生也還沒有分成派。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們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組指定戚本禹陪同。後來，建工學院也分成了兩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圍攻了中南海。鄧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學蹲點，我陪着小平同志開過一次全校大會。會議是辯論郭影秋有沒有錯誤，同時去的有陶鑄同志。小平同志在這次會議上針對正在盛傳的“二月兵變”進行闢謠，說沒有這回事。這段事情太多，我記不清，談幾件事。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讓我找劉仁談一次話，問一問劉仁還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我和馬力一起去的，馬力當時任市委的秘書長。我和劉仁原來很熟悉，我們曾在晉察冀一起工作過。見面后，我問他還有什麼問題需要說的，他說沒有什麼要說的了，彭真犯什麼錯誤我就犯什麼錯誤。談話不多，我也沒有說什麼就走了。當時，葉帥是中央首都工作組的負責人，他看到北京很亂，提出要我們將劉仁和其他市委領導同志送到外省監護。我對葉帥說：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與各省聯繫。為了避免意外，我決定先將劉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華大學的分校，建一個伙食單位，實際上保護起來，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亂打。有人直接給**寫信，將這兩件事情報告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把我找去，**說有人來信揭發我和劉仁密談，她問我與劉仁都談了些什麼。我說沒有談什麼。她就我把劉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頓訓斥，指責我包庇“黑幫”，保護“黑幫”。中央文革小組立令我們第二天將這些人弄回來，交給群眾，不許有誤。